2012年春天，笔者接受北京大学校友会任务，采访1946——1949级北京大学师生。这项任务带有抢救性质，不少亲历者已远走，活着的人也过八望九。六十多年前的事毕竟遥远，当事人满面沧桑，过往记忆漫漶一片；新旧中国交替，不断探寻与选择的人生……老校友张硕文、张群玉这一对“地下党”伉俪的故事，就这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1945年暑假，北大物理系大二学生张硕文去阜平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理学院男生宿舍在景山东街（眼下叫沙滩后街）西斋。寻常称谓蕴藏不寻常历史。中国共产党建党前的北京小组活动场所之一是西斋，其中两间房子叫做“亢慕义斋”，德文“亢慕义”翻译过来是“共产主义”。

1945年暑假，物理系大二学生张硕文向同学交代了去处，匆匆离开西斋。日头红热，浓荫匝地。

其实，张硕文说的出门理由和目的地是假的，真实去处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为了这次出行，张硕文思考很久，心情激动又忐忑。

两年前他考入北大物理系，有中学海燕社的同学邀他去昆明西南联大求学，他拒绝了。家境优裕衣食无愁的“少爷”有什么理由改变既定社会地位与社会秩序，换一种活法？！据说他家有条出海钓鱼的船，换一根缆绳需一万美元。

一年前的暑假，有同学邀他去根据地阜平看看，他没走。好好读书吧，什么成绩没有，两手空空去干什么？

中学到大学，张硕文并非“不闻窗外事，只读数理化”的“好”学生。居住的北平被日本人占领，求学的红楼被小鬼子控制，出门上街，“沦陷”、“亡国”的屈辱感刻骨铭心。中国人为什么要当亡国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和要好的同学没少找进步书籍看。喜欢梁启超《读书趣味》，找来他的《饮冰室文集》；对孙中山的主张有兴趣，找来“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看了胡适一篇课文，觉得受启发，又找到《胡适文存》阅读。陈独秀、李大钊……凡能找到的书都拿来看，看完比较各自救民于水火之道，思考讨论破疑解惑。理论烛照与现实教育，张硕文的世界观一点点向社会主义靠拢。

此次去阜平，参加城工部对平津进步学生培训，可以放大视野，受到更多教育。张硕文相信。

一行三人，在城工部秘密交通员护送下一站站前行。从未走过的难走路途是一场直观生动的形势教育。沦陷区的绝望沉闷，“三光”过后游击区的生灵涂炭，房子成了残垣断壁，田里没有庄稼和种庄稼的人。终于进根据地了，最先看到整队操练的日本鬼子——怎么回事？听人介绍，按照共产党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只要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还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同志！”一位女老乡握着他们的手叫同志，听着新鲜又亲切，所见皆热情笑脸，人们欢迎他们到根据地来。

往后新鲜事儿天天见。听儿童团员屋顶讲演，看《白毛女》演出，从早到晚，沐浴勃勃生机……

张硕文感觉强烈的是在这里可以敞开读书，读沦陷区的禁书，读革命的书。他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还有一些马列著作；他读了整一个月散发油墨味道的《晋察冀日报》，了解抗日战争形势与出路；听根据地和城工部领导讲国内国际形势。参加培训的部分学生要返回城市时，除了假名假身份，除了同行者，其余人只能听声不许见面，最好声音也没有（笔者问他怎样做到？张学长笑说，听大课时用帘子隔开）。学习之余爬山钻树林小河边散步，也以来时小集体为单元，互相不串门不交集。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原则是：“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平津来的进步师生被反复教育，要遵守地下工作铁的纪律，这纪律是先辈用鲜血换来的——相信听讲的年轻人除了新奇，更多感受到从地上潜入地下的危险与肩负的重任。

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张硕文在农家房顶睡觉时听到大喇叭响，“日本鬼子投降啦！小鬼子完蛋啦！”欢呼胜利的声音由远及近由弱渐强，和满天星光一道撒向晋察冀根据地，撒向全中国渴望和平的人民心中。

长久探寻有了结果，人生从混沌、犹豫到明确，有了前进方向，有了值得做值得献身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带领积贫积弱的人民走向和平富强。我要加入其中。六十七年后，张硕文学长说起当年的选择，声音清晰坚定：去干一件天翻地覆的事。

那个年代，不少世家子弟选择加入共产党。冯钟广是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冯景兰教授的长子，汤用彤教授公子汤一介，华罗庚的长女华顺，晏阳初的儿子晏福民……都先后成为地下党员。

返程是组队走的，张大中带队。贴太行山一线跋山涉水，步履匆忙。涞源、紫荆关、拒马河、北安河、北平。去时的北大物理系学生张硕文，回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1945年暑假，师大女附中高二学生张群玉去阜平

采访前笔者看材料，得知张群玉学长和张硕文学长去阜平时间相仿，入党时间接近；想当然问，你俩那会儿就认识，一起去根据地，又一起入党一起回来吗？

两位学长坚决否定。不，不认识。地下党的规矩是单线联系，只联系你的上线和下级，横着不发生关系。好比说，上级甲联系下级乙和下级丙，乙和丙不能发生横向联系。这样一人被捕，损失降到最小。

看来笔者又上了所谓“红色”影视当了。

张群玉的革命理想有家传。家中三姐妹——程璧（张文玉）、张仪玉和张群玉都是北京大学学生，先后加入共产党做地下工作。

采访时群玉学长说，自己小学是在伪满洲国长春读的，那里不学中文学日语，不讲中国历史讲满洲国史，出门经常见到冻饿死去的“路倒”。受欺凌受压迫毫无尊严的亡国奴日子让张群玉心情压抑，迫切想做点什么改变黑暗现状。

1943年，张群玉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叫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中读书。女附中有着较强进步力量，各类抗日活动活跃。张群玉加入其中，成为积极分子。她如饥似渴学习理论书：邹韬奋的书、艾思奇的书和进步报纸，把看过的报纸悄悄放进同学书桌，参加时事讨论，出壁报……做这些还嫌不够，她找到曾任女附中地下党支部书记的甘英（刘仁同志夫人），要求去根据地，于是有了1945年暑期的阜平之行。

急忙赶路的张群玉在去阜平路上听到小鬼子投降消息。到了根据地接受学习培训，返回途中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甘英和任彬。那年她17岁。

回到女附中除了完成学业，张群玉成为学校地下党的党小组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46年她高中毕业，因为太“红”太过显眼，需要撤离。张群玉到了张家口——抗战胜利后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此时移驻张家口。之后的1948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原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1941年1月至1948年12月，城工部转移了13个驻地，泊镇（现河北省沧州泊头市）是最后一个。

城工部部长刘仁见到张群玉，说：快回去，回去上大学，上哪个大学都成，去大学开展工作。

张群玉赶回北平，1946年从西南联合大学结业北上复校的北京大学早过了开学期。她上了北京大学先修班。

114年历史的北京大学只有1946年这一届成建制的先修班，为了与西南联大结束北上复校参差而来的学生学业相衔接。先修班设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现宣武门新华社院里）。当年共收学员433人。张群玉成为先修班学生党小组长，党小组成员有她姐姐张仪玉。

从西南联大附中返回北平的华罗庚长女华顺也是先修班学员。沈崇（1946年圣诞夜遭美军强暴的当事人）是她们同学。

至此笔者明白，张硕文与张群玉虽同途（去阜平）同归（加入共产党），却依旧不相识。

三、1946年底，张硕文被派往台湾

“硕文”，地下党领导老项一脸严肃。“你上名单了。”人人皆知，名单是指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地下工作的危险果真如影随形，说来就来。此事发生在1946年10月，北平已秋风落叶，寒意初起。

1945年暑期张硕文从阜平回来，遵照党组织“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原则，只在同学、朋友、亲戚、熟人之间开展工作。主要是理论学习，学习社会发展史，树立进步世界观；共产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的消息，通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地下党的工作随之改变，要求党员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运动的中坚与骨干。张硕文受党委派成为理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出头露面多了，有班上右翼学生说他拿八路军津贴，暴露是迟早的事。

一些太“红”的党员已陆续撤出，终于轮到自己了，张硕文不是没有准备，只是不清楚应该去哪儿，“撤回根据地？”

老项说，“能在白区活动的人不多，最好留在白区。”

“白区？北平呆不了，去哪儿？”

“台湾。”

去台湾大的任务是“开辟第二战线”，具体原则是“爬上岸，站住脚，将来有大作用”。

往下是找关系，找到能帮助自己到台湾求职的关系——通过甲找到乙又找到丙，终于搭挂上驻台北的湘桂铁路筹备处的头儿。同行者说没路费，张硕文一并买了船票，从天津港登船起航，三天海路的尽头是台北。

张硕文第一次，也是此生唯一的台湾之行，拢共呆了半年。采访中笔者没问他也没细讲地下工作内容。

张硕文凭借较为“过硬”的关系、北京大学物理系学历，加上一封英文求职信，谋得铁路车务科调度一职，每月薪水60法币。

谈起当年的台湾，张学长说，日本统治印记很深，通行日语，业务往来用日文。台湾局势表面平静，实际矛盾丛生。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米价飞涨。蒋政府去台湾接收大员胡作非为，蒋公子打“老虎”，只打小贩不打大贪……令对光复台湾的蒋政府寄予厚望的台湾人大失所望。

张硕文记得，1947年2月一天，他吃罢午饭洗罢脸，就看到马路上一二十人敲锣打鼓、扯着横幅到专卖局，先搬东西，再点火，再烧汽车……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规模群众运动。民怨积累到沸腾，点火就着，仅半天，全台湾从北到南大乱。

这就是震惊台湾，乃至全国的二·二八事件。

一个甲子过去，二·二八事件的评价多声多元。张硕文学长说，那种形势下，外来人做地下工作十分困难。

1947年5月，北京大学开展五四运动二十八年纪念周活动，进步学运风生水起。上级来信说，亟需党员干部。速回。

张硕文和另一位党员乘船返回上海。驻停期间，他看到上海交大呼应北平各院校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五·二游行的游行队伍。

北上的铁路已经不通，张硕文通过关系搭军机飞回北平。

      四、张群玉由北大四院转入沙滩，党的联系人是张硕文

结束先修班学习，张群玉升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按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无论何种专业，都要打好文理基础。依规，北大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一年级在沙滩红楼本部上基础课（张群玉的化工系要在沙滩上完二年级）。因此，张群玉学长在沙滩的时间远多过在端王府夹道七号北大工学院（现中国儿童中心）。

她的党关系由四院转到沙滩，上级联系人是张硕文。张硕文的上级项子明陆续将沙医、沙工、沙农和理学院的党员交由张硕文领导——有了一个听上去令人费解的组织名称：理沙支部（又叫理沙党组织）。地下党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社团。通过社团广泛联系群众，建立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扩大革命力量。

北大可是有着悠久社团传统的，社团如林哟！

北工、沙工的《北斗社》是沙滩区一个读书会，主要学习时事和革命理论。任建新（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其中一员，1948年6月，经张硕文介绍，任建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风雨社、星火社、大地合唱团、沙滩合唱团……合唱团参加人多，民舞社新颖的服装、朴素的表演更受年轻人包括中学生欢迎。张硕文同宿舍的许建章同学热心民舞社，担任第一任社长（只需到学校训导处登记社团和负责人名字即可），党组织像电缆中的铜芯镶嵌其中。张群玉成为民舞社党小组长。

民舞社排练西藏舞、新疆舞，自编插秧舞、矿工舞，大的群众运动场合扭大秧歌……为了保证质量，张群玉和项党同学上门求师戴爱莲。把学来的舞蹈动作画成小人小脚印舞谱，挺像那么回事。年轻社员们觉着，除了这些，还应该有个大的、像样的节目，不约而同提到《白毛女》，众人欣然响应。

全剧原样排练太显眼，改名《年关》，只排半部，到杨白劳去世止。方案定了，人才齐聚，有吹笛拉胡乐队，有自荐他荐演员，众望所归，张群玉演喜儿。

《年关》在国会街北大四院演了一场，引起轰动，又到外校巡演。张硕文说他管灯光音效，因为只有物理系有大灯泡和调压器，再用些金属板、风扇、纸屑做出刮风下雨下雪打雷的效果。

张硕文和张群玉有了最初的感情。张硕文对张群玉突出感觉是忠诚，不仅对他好，对其他人都好，交办事情认真可靠——一辈子如此。

这就对了。不管环境怎样严峻恶劣，其中必有浪漫，这是青春之一味，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1948年寒假过罢，许建章提出排全本《白毛女》，五月排好。形势已变得紧张，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败，更加紧对城市进步力量的镇压。1947年底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修正自治会规则》，禁止各校自治会参加校外活动，禁止校与校之间联合，违者“解散自治会”；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杀气腾腾的《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根据条例，政府可任意逮捕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并处极刑。

作为南北系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张硕文将此事对南系地下党负责人萧松进行汇报，萧松认为此形势下不宜再演《白毛女》。张硕文同意，将意见带回民舞社。在沙滩灰楼开会讨论，多数人同意不演，唯社长许建章反对，费那么大劲排好了，一次也不演，他不甘心，遂表示退出民舞社。

张群玉接任第二任民舞社社长。

这里需要对地下党南北系做出说明。

1946年7月，结束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大学学习的有743人，其中地下党员根据本人志愿和工作需要回到各校。回平津的党员关系由南方局先后转交南京局和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领导，成为平津地区南系地下党组织。平津沦陷时期，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后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又名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发展和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称为北系地下党组织。按照周恩来“平行组织，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精神，南北系平行发展，除上级领导有所接触，下面不发生横的联系。各自拥有自己的外围组织，南系“民青”，北系“民联”。张硕文是南北系的联系人。1948年11月，为了迎接北平解放，南北系合并，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领导。

南北系在上海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及华北局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开展了“抗暴运动”、“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反对“四·九”惨案的请愿示威，反美扶日抗议游行，华北东北学生“七·九”联合游行，以及反逮捕，迎解放等一系列斗争。

采访中笔者问张群玉学长，做那么多事，那么忙，还有时间读书吗？

张群玉说，提到上课就很惭愧了，听课少，但参加考试，临考前到厕所灯下现背书现抱佛脚。

1948年底，北平城外的清华、燕京解放了。四九城里传说也快了。城工部指示北大党组织团结师生，保护校产，反对南迁，搜集情报。对重点地方进行调查，对文化文物单位，对医院、仓库、监狱的地形、建筑、警卫等情况，国民党驻军的防区、兵力部署、军事设施、工事、武器装备、交通等情况，设法了解清楚，绘制成图。这些对解放军进城，以及解放后的城市接管起到重要作用。

张硕文是迎接解放中心区指挥部成员。他说，华顺用红布做小旗和袖标。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从南边入城，张群玉和北京大学师生在前门迎接。解放军乘坦克、炮车入城，头戴大皮帽子神气极了。欢呼、歌唱，敲锣打鼓扭秧歌……激动人心的场面令二位学长终生难忘。

入城式第二天的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全市地下党员会师大会。连同2月5日的会议，代表3376名地下党员中的2000多人参加，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全体党员出席。彭真、叶剑英、林彪、薄一波、聂荣臻、李葆华、刘仁等出席大会。林彪第一个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北平地下党从今天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了！此话一出，全场沸腾。欢呼、掌声，与年轻面孔相匹配的巨大热情奔涌。

张硕文和张群玉都参加了这个大会。1945年去阜平的路走对了，干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有了眼见的成果。那年，张硕文学长24岁，张群玉21岁，好一派青春年华！

时光荏苒，快如飞梭。1986年，张硕文在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上离休；1990年，张群玉在中央电视大学第一副校长、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都必有其前无古人的际遇，有其史无前例的困境、伤疤和创建，有不能逃避的苦难与责任——借用作家史铁生这段话向老学长致意！

采访最后，笔者问张硕文、张群玉学长，如果你们不是一心参加革命，可能走另一条成名成家的专业道路，如同你们介绍入党同学中的两院院士；回望91年建党道路不平坦多坎坷，你们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两位学长平静回答：没有后悔。　高红十

（老照片由张群玉提供。本文写作参考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的足迹》《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在此深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