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的这句话常被人引述。但是，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的原意。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论语集注》）通观流行较广的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几种注释本，在文义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然而，一些人在谈及某些具体问题而加以引述时，却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甚至明显曲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有的人在阐释“和而不同”时，常征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和如羹焉”、“声亦如味”的话。的确，像五音中的宫、商、角、徵、羽，属于同质内的差异，是“同中之异”，因而是容易调和的。但许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而这类“不同”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无视异质“不同”的存在，一味幻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在实践中肯定是有害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如何由异质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孔子所说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适用于对“和”的把握，他曾指责乡愿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当然，就人伦关系而言，封建社会基于礼制之“和”与现代社会基于人人平等之“和”是有质的区别的。但无论如何，“和而不同”的“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当上鲁司寇后才坚决地杀了少正卯，因为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其思想观点和做法在孔子看来是违背礼的原则的。可见，“和”诚可贵，但不能没有原则。

曲解之三，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将“和”专属于“君子”，而将“同”专属于“小人”，加之后世儒者引入“义利之辨”的发挥，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和”与“同”是相对立的。事实上，“同”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如果说“和”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过：“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可以说，“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范围与特定涵义，但许多人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问题的解决。更有甚者，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引用“和而不同”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似乎一宣称“和而不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义的约束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