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星原认为，《清图》所关涉的内容，并不是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王安石变法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

□书评人 史远泽

看起来，曹星原的这本新著《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与妥协》，并没有给关于《清明上河图》(下称《清图》)的争议画上一个句号，而是将所有的问题都释放了出来。曹星原认为，《清图》所关涉的内容，并不是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王安石变法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

曹星原的看法，与一般意义上对《清图》的理解，是颠覆性的。在今天，“清明上河图”是徽宗朝宣和年间的作品，它表现节日开封(汴梁)的境况，已成不刊之论，而《清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宋徽宗在上面题名为“清明上河图”。但问题在于，该幅作品的作者是谁，宋徽宗是在何时获得这幅作品的，作品的主旨又是什么？曹星原提出的这些疑问，事关《清图》数百年来聚讼不休的争议。

这幅中国美术史上最具盛誉，同时也是被临摹、作伪、翻印最多的作品，它的作者是谁，一直是疑问。一般意义上，它被看成是北宋宣和年间宫廷画家张择端的作品，但张择端此人，于史无证。只是到了金代，《清图》的一位题跋者张著在该幅画作上写上了作者张择端。

但是，张著关于张择端的身份说明，并没有交代资料来源，也没有指出他被选为翰林的时间。同时，张著根据《向氏评论图画记》，提到张择端还另有一幅作品《西湖竞标图》，也是“神品”。张著引用的“向氏”到底为谁，于史无证。所以，界定《清图》的创作年代与作者成了疑问。

曹星原从张著题跋开始的质疑，是相当有意义的探寻。假如《清图》的创作年份都确认不了，那么怎么认定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大宋宣和年间的汴梁盛景？

从这一质疑入题，曹星原这本书的中心环节，是论证《清图》与北宋徽宗朝宫廷画派的风格不符。徽宗朝的宫廷画派，在画风上重山水、花鸟、亭台楼阁，着色上则强调明丽、典雅、富贵。毫无疑问，《清图》在取景与表现手法上，都十分的市民化，它与徽宗朝画院的风格确实不符。《清图》风格，看起来像是更早的神宗朝作品。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曾经收藏过《清图》的向氏为谁。曹星原根据史学家考证，认为向氏为神宗朝外戚、向皇后弟弟向宗回。曹认为，《清图》的第一个收藏者，就是向宗回。

这就回到了曹星原《同舟共济》的主题，她认为，《清图》用意，是说明向皇后秉政时期北宋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市民生活的常态。《清图》选取了以汴河为中心喧闹繁华的街市，但被放置在这幅画中心位置的，是一条即将穿过虹桥的船。这条船似乎因为偏离了航道，即将与虹桥发生相撞。于是，无论是船上与桥上的人，都同舟共济，努力试图将船扳回航道，以避免与虹桥发生相撞。在此，曹星原颠覆了对《清图》是一幅简单盛世风俗画的判断，赋予了《清图》更深的政治用意。

曹星原对《清图》的理解，相当创新，也相当奇特。但我认为，作者并没有一揽子解决所有该画的疑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清图》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年)，因为这一年成书的《宣和画谱》对《清图》没有记载。虽然曹星原一再论证了向氏家族收藏此画的良苦用心，但终究张著也说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应为宋代官方书画院的翰林，并非向邸私人。画成，张择端进献帝王，并由帝王题名盖章保存，是合乎情理的。而这个《向氏评论图画记》中的向氏，并没有第一手的资料表明向氏就是向宗回。另外，就艺术风格而言，也不能说明宋徽宗一定容不下风格不符的画作。

不过，对于曹星原评论《清图》的核心意见，我是赞同的。《清图》未必是一幅展现盛世景象的绘画作品，它将危机(撞船)置入了作品的中心。同时这幅作品也表明，盛世图像之下，埋藏着更为深远的对立，乞丐、役夫、船工、贩户、商贾、官员、士大夫等等人群构成的北宋末年汴梁的景象中，更可能提醒观者，繁华终究是表面的，而同舟共济面对危机，才是主题。

链接：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的代表作，描绘了北宋故都汴京的景色，曾经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犹如一首韵律和谐的乐曲，真实地演绎着900年前汴梁城的都市生活。它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张择端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