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南朝诗歌很值得注意。虽然这一时期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比较狭窄，然而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则有重要的进展，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而在南朝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诗）中，尤应注意“永明体”。“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尽管他的这些诗篇在声律上还表现得有些混乱，但也可看到已渐有了些眉目。如其《离夜》诗：

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

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

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

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

沈约也作过不少好诗，如《赐范安成》诗：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读谢朓、沈约、王融等人的新变体诗，以律诗形式的标准来衡量，其中许多都已步到接近成熟的边缘，即可作为律诗形式完成过程中的雏型看待。没有这些雏型，是无由获得最后的定型的。

再看绝句，那些从东晋到南朝的民歌，都已是风格清新的五绝，只是在声律上纯任自然，不合标准罢了。文人也写过一些，但艺术境界不高。到了永明诗人手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首先在五绝上表现出卓越成就的还是谢朓和沈约。谢朓有《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沈约的五绝如《和刘中书仙诗二首》之二：“殊庭不可及，风熛多异色。霞衣不待缝，云锦不须织。”二诗都以极精约的语言，构造出一片隽永的意象，在艺术风格上已达到唐人这一诗体的高境，只是上下两联都未粘着，故仍应看作古体诗。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范云、丘迟等人也都写过不少好诗，诗风也近于谢、沈。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逊、吴均、柳恽和刘孝绰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逊诗风也接近谢朓，吴均较有古气，很具特色。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也写过一些清丽可读的诗歌，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永明体”诗的特征如下：

第一，讲求声律，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为押平声韵者居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二，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

第三，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律句已大量出现，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诗中。

第四，革除了刘宋时元嘉体诗痴重板滞的风气，追求流转圆美和通俗易懂的诗风。

第五，讲求诗首尾的完整性，讲求构思的巧妙，追求诗的意境，写景抒情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厌、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也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时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因此，即使后人对“永明体”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