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后，无论是宣扬还是排拒，西学都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话题，借西学诸说阐发中国学术也成为普遍风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受到极大冲击。为了与“西学”进行抗礼，部分中国士人借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在此背景下，是抛弃传统完全接纳西方学术体系，还是在坚守传统学术结构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不同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作为1900年代后登上学术舞台的近代学者，刘师培（1884—1919）学术观念的最大特点，是以西学的知识论述中国的学问，但不做简单比附、套用。他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自身特点出发，进行深入、恰切的论述。一方面，他在自己的论述中广泛使用新名词、新术语；另一方面，又对新名词的使用持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刘氏在接纳西学时的态度。由此出发，他一面以新的名词、术语解析中国传统学术，同时也注意结合中国学术独异的特点。如在《周末学术史序》（1905）一文中，将中国周末学术以分别纳入西学的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即经济学）、兵学、教育学、哲理学、工艺学、法律学及理科学（即自然科学）诸科等范畴予以论述，仅有“术数学”、“文章学”二者未采用新学名。缘于此，虽然刘师培所长在经学、小学、校雠学等传统旧学，但是他在政治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也被认为是陈寅恪所倡导的“预流”之作。

关于刘师培学术观念的变化，钱玄同据刘氏著述中前后见解的不同，将其分为两期：1903—1908年为前期，认为其特点是“趋于革新”；1909—1919年为后期，认为其特点是“趋于循旧”。从1903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作到1919年去世，刘师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西学术交汇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刘氏学术观念的演变，与其时主流学术的变迁趋势可说是逆向而行。究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的旧学渊源有一定关系，也缘于他在“趋新”之后，洞见中西学术传统的差异，体悟到以西学衡量国学，难免削足适履，造成不谐，于是转而肆力古学。

刘师培对西学、国学的许多认识，虽然因为时代所限都不免有所缺失，却是融汇中西重要的环节。在中国学术长期笼罩于西方话语的背景下，反思刘氏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有助于建构中国学术的民族话语。刘师培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汲纳及其中国文学史书写，在建构民族学术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其学术价值值得重新予以认识。

“文学”作为“国学”的一支，在中西文化语境中存在很大差异，一指广义学术，一指以“纯文学”为核心的近代新义。刘师培早期使用的“文学”一词，沿用的是“文学”的中国古典义，用于指广义的“学术”，强调“文学”所包含的“文”与“学”两个层面的内容：“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柢。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唐代以前，“文”、“学”兼重；唐代以后，“学”与“文”分。由此出发，刘师培在使用“文学”概念时，做了时代上的区分，而区分的重要依据在于“修词”：唐代以前，“言语”（载之于文字的）与“文学”在孔门虽分属二科，然而在“修词”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故而“文”与“学”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一的，均属于“文学”范畴；而唐代以后，“学”（具体来说指理学语录和考据之作）的述录已经背离了“修词”的要义，因此应当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一区分，符合“文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演变的实际。在这一点上，他要比章太炎更具有现代意识。章太炎关于“文学”的名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曾受到“五四”以后学者如凌独见、谭正璧、胡云翼、容肇祖、郑振铎等人的广泛批评，正如蒋鉴璋所说，“此义过泛，今所不取”。

刘师培的“文学”概念虽然是指“文章”、“文”等古典词义，但不同的时代其所指的对象又有所不同：周秦至唐，“文学”范围较广，史著元典、诸子论说，都包含其中，而以“修词”为衡量标准，如在《周末学术史序》文中，有一节论周末的文章学史，其论述对象包括史文、祝文、祷文等；宋代至清，“文学”范围较狭，乃指“词章之学”。“故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是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此一“文学”概念，与今世之“文学”，在具体所指上已基本一致。

能够集中反映刘师培“文学”观念的，是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论文杂记》。《杂记》概述中国古今文章流别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也。而屈、宋《楚词》，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则修词学乌可不讲哉？”（《论文杂记》）就其论述文体来看，在诗、词、曲、赋、小说等文体分类上，与今世的“文学”观念一致，而在散文（“文章之文”）的区分上，比今世的“散文”更为宽泛：箴、铭、碑、颂等文体的作品，在今世的文学史著作中已很少涉及；此外又据《文心雕龙》之说，另立“杂文”一体，属于文体分类的有连珠等。显然，刘师培的“文学”观念，其基本立足点仍然是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这一点，可由刘师培对中国古代“文”的概念所作的梳理予以证明。（参见《论文杂记》）“文”的概念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论“文”之史，其具体对象是否应该随之变化？刘师培关于中国文学变迁的论述，反映了他在运用西方观念研究中国文学方面所持的审慎态度。从总体上看，今世的“文学”观念，大体相当于刘师培所谓的缘于屈、宋一脉的“词章之体”。

刘师培对近代“文学”观念确立以及文学史书写主导地位所作的推动，除了概念层面的阐释外，其所著《中国中古文学史》等直接以中国文学为论述对象的文学史著述，影响更为直观，更加深远。从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和文学史书写的实践来看，刘师培的论说一方面在内在精神上与西方近代“文学”概念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又是在充分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古今演绎基础上展开的达情之论，在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立足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线索。类似著述，为民国以后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对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史书写实践的重新审视，为当下重新书写文学史及理解“国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