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循化，这里给记者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循化各民族同胞和睦共居的和谐情景，尤其是撒拉族和藏族之间多层次的特殊关系。从历史和现状的主流来看，循化堪称我国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文化多样的典范。

关于“阿舅”

民族的融合

为了族群的延续，撒拉族选择了与藏族联姻。撒拉族称呼藏族为“阿舅”（撒拉语中称呼阿舅为“阿让”，是来自于藏语的借词）。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在撒拉族家族中阿舅的地位很高。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马成俊告诉记者，他曾经做过调查，现在撒拉族和藏族联姻较少了，但是“阿舅”这个词仍然保留在撒拉语中，保留在民族记忆中。

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在撒拉族的形成过程中，与藏族的联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由此奠定了撒拉族和藏族两个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

撒拉族先民从中亚迁徙到循化，一路颠沛流离，到达循化时人数极少，但受到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藏族的欢迎。为了族群的延续，撒拉族选择了与藏族联姻。撒拉族称呼藏族为“阿舅”（撒拉语中称呼阿舅为“阿让”，是来自于藏语的借词）。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在撒拉族家族中阿舅的地位很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告诉记者，“阿舅”在撒拉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马成俊告诉记者，他曾经做过调查，现在撒拉族和藏族联姻较少了，但是“阿舅”这个词仍然保留在撒拉语中，保留在民族记忆中。

许多老一辈撒拉族人都会讲藏语，同样许多老一辈藏族人也都会讲撒拉语。虽然现在会讲对方语言的人少了，但是大家还是和睦相处，互交朋友。马成俊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祖辈和佛学大师喜饶嘉措的民族友谊。喜饶嘉措大师出生在循化县道纬乡，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德，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马成俊家位于道纬乡和清水乡之间，每次喜饶嘉措大师往返老家，都要在他家住宿。

循化明清清真寺建筑也是融合了撒拉族、藏族、汉族、回族等民族文化风格的建筑。查阅资料，记者发现很多清真寺都有在修建过程中得到藏族同胞相助的记录。比如撒拉族祖寺街子清真大寺原来的大梁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这根大梁就是当时尕楞乡藏族群众所赠。科哇清真寺修建时，斜昌沟藏族不但赠送木料，还出力协助。该寺整体布局和建筑外观为传统汉式，而内部装修大部分为藏式风格。张尕清真寺也是如此，故老相传，梁柱的双环处理据说代表了撒拉族和藏族的联合。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马伟还向记者介绍了撒拉族和藏族互相护寺的义举。光绪年间，有人扬言要烧掉撒拉族的科哇清真寺，在夕昌藏族的协助下，科哇清真寺免于浩劫。1928年，一群逃到循化的匪徒要烧掉夕昌藏族的寺院，危急时刻，科哇撒拉族派壮丁援助，拯救了寺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兴华研究员认为，生活在循化地区的撒拉族主要是来到这里的撒鲁尔人同当地或附近藏族联姻的结果。当然，撒拉族和其他民族也有融合，李兴华强调，“在循化境内撒拉族穆斯林聚居区形成过程中，离不开蒙古、藏、回、汉四个民族。”

"回番”—“番回”—“撒拉番回”—“撒拉”  

族群的识别

撒拉族在其近700年的历史中，不是被当做藏族的一部分，就是被看成回族的一部分。1953年，中央派专家进行细致的民族识别时发现，撒拉族既非“番”又非“回”，而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独立的民族共同体。

在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循化地区的撒拉族缺乏了解，撒拉族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从“番”（藏族）到“回”的转变。

马伟说，当部分撒拉族在1781年发动反清起义后，当时的乾隆皇帝恼怒异常，在咨询了身边大臣后，他得出结论：撒拉人是黑帐番（即藏人），虽然戴着白帽子，但他们并不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然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和藏族信奉佛教截然不同。于是，撒拉族后又被划到“回”的类别中，被认为是从西域来的回人。由于居住在番地，他们被称为“撒拉番回”。后来，“番”字也消失了，逐渐称之为“撒拉回”。

马成俊说，撒拉族在其近700年的历史中，不是被当做藏族的一部分，就是被看成回族的一部分。直到1950年代以前，都没有获得独立的民族身份。这种介于两个族群之间的身份十分尴尬。

1953年，中央派专家进行细致的民族识别时发现，撒拉族既非“番”又非“回”，而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在充分征询本民族社会精英意见的基础上，将其确定为撒拉族。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撒拉族逐渐强化了民族自觉，增强了身份认同。

“藏回”  

信仰的变迁

乾隆年间，卡力岗发生了信仰变迁，这与伊斯兰教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有关。马来迟从临夏到化隆、循化、同仁等地宣教，影响很大。

无独有偶，在循化县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力岗地区有被称为“藏回”的族群，他们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生活习俗与藏族相同，但却是虔诚的穆斯林。从西宁乘车到循化，要经过化隆县，同车坐在记者左边的就是一位卡力岗人。

当地称卡力岗地区的穆斯林为“哦回”，藏语安多方言自称“哦”，所以“哦回”即“藏回”。卡力岗地区包括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德恒隆、阿什努、沙连堡三个乡。撒拉族历史上形成了“撒拉八工外五工”的社会组织，外五工的有撒拉族，也有回族和藏族，卡力岗工就是撒拉外五工之一。由于地域相近、信仰相同，产生了一些误判。民国文献慕寿祺辑《甘宁青史略副编》记载，“其巴戎县之撒拉虽同奉回教，语言衣服尚同番族，或即旧志所谓番族之信教者。号外五工。曰扎巴工、曰甘都工、曰群科工、曰喀尔岗工、曰囊索工。”这里的“撒拉”其实是卡力岗“藏回”。

卡力岗“藏回”原来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乾隆年间，卡力岗发生了信仰变迁，这与伊斯兰教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有关。马来迟从临夏到化隆、循化、同仁等地宣教，影响很大。

此外，学者根据孟达清真寺的一些细节，如大殿顶部装饰有蒙古包顶饰物，邦克楼顶部装饰蒙古族兵器长矛，而“孟达”可能是“蒙鞑”的谐音，孟达方言有较多蒙古语词汇，认为该地区的撒拉族为蒙古族穆斯林转化而来，或者融入了蒙古族穆斯林的成分。

清真寺、河源庙、积石宫  

文化的共融

这个村庄居住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那个村庄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或土族，彼此和谐共处，如果从欧洲历史背景出发，这很难想象。

马成俊告诉记者，在循化县城有三个信仰文化活动中心，撒拉族和回族的城关清真寺和草滩坝清真寺，汉族到积石宫，藏族到河源庙。对于循化境内河源庙和禹王庙的兴建，马成俊做了梳理，称之为文化的错位和重构。

古代，中央王朝到青海地区进行国家性质祭祀的，有西王母、昆仑山、青海湖祭海、河神等，其中祭祀黄河的河源神庙就在循化县。

雍正年间，议修河源神庙。雍正十年在循化县建成，雍正皇帝亲自撰写《御制建庙记》：“四渎之中，河为大，自星宿发源，经行数千里而入中国（记者按：中国指内陆），亘络坤维，泽润九宇。……朕念昆仑远在荒徼，命使不能时至，而《禹贡》有‘导河积石’之文，考其地在今西宁河州境内（记者按：具体位置在当时积石关外撒喇城堡处），黄河流入中国自此始，则建庙以祀河源之神，实惟此地为宜。”

河源庙最初应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有汉传佛教僧侣，乾隆年间鉴于当地藏族群众较多，遂增加藏传佛教僧侣，后毁于战火。后来藏族僧侣募资重建河源庙，建筑风格和供奉神像都发生了变迁，不再供奉河神。今天的河源庙是一个藏传佛教寺庙，位于黄河边。寺内白塔居中，侧殿供奉有年羹尧。

明清时期曾经在循化修建有禹王庙。上世纪80年代，循化县修建了积石宫。循化县位于小积石山下，据说大禹“导河积石”发生在这里，因此叫做积石宫。马成俊经过研究认为，大多数汉族有这样的心理——积石宫是循化县汉族活动中心，这在情感上多少弥补了河源神庙、禹王庙被毁造成的缺失，唤起当地汉族人群的历史记忆，以增加族群的心理认同。

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蔡林海告诉记者，一位德国学者来甘肃、青海作田野考察，为这里的宗教生态惊奇不已。这个村庄居住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那个村庄则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或土族，彼此和谐共处，如果从欧洲历史背景出发，这很难想象。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班班多杰在其研究报告《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中考察了六个个案：1.循化县道纬乡宁巴模式；2.河南蒙旗模式；3.同仁县吾屯模式；4.卓仓模式；5.家西番模式；6.化隆县卡力岗模式。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循化是一个典型案例，但绝非唯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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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精神闪耀红光清真寺

循化县有许多清真寺，其中红光清真寺是全国唯一一座在革命年代由红军修建的清真寺。

红光清真寺位于循化县查汗都斯乡赞布呼村。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1937年失败。400多名被俘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指战员被编成工兵营，押往循化县赞布呼等地从事苦役。红军战士们在黄河南岸开垦荒地1700多亩，修建巨型水车5架、学校一所，并修建了赞布呼清真寺，即现在的红光清真寺。红军战士利用烧制砖瓦的机会，在花砖上刻出五星、“工”字、镰刀、斧头等象征革命的图像，表达了自己对革命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今天来到红光清真寺，仍能清晰地看到大殿殿顶的这些革命图像。

红光清真寺是中国传统式建筑，由大门、唤礼楼、配房、大殿组成。1998年，红光清真寺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及海东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红光清真寺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海省唯一一座被列为国保单位的清真寺。2009年，红光村村委会和红光清真寺管委会在此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红光清真寺西路军纪念馆”，馆内展示了相关资料图片和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