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人不知林则徐。他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充当钦差大臣，在广东搜缴并焚烧英国奸商走私入华的大量鸦片，震惊中外，却成为满清与英国首战失败的替罪羊，从此长期受到中国人的景仰。但由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位悲剧英雄，留给历史的最大影响，却是他为对付英国等西方列强而设计的“筹海三策”，尤其是立足于自卫战争的第三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相传由孔子作《春秋》而形成的“夷夏之辨”，早在唐朝已由区别族类变成分辨文野的观念。十七世纪满清实现全国统治，一面坚持“以满驭汉”，一面强调帝国文明冠于天下，就是说满洲权贵已成古今中外先进文化的表征。当晚年乾隆傲慢地拒绝英国特使马戈尔尼的通商建交等要求，那理由正是他作为天朝上国的天子，决不能与“西夷”礼尚往来。

其实自明中叶到清前期，中国内政从未实现“清明”。休说边疆与底层的危机不断，即如号称“盛世”的满清雍正、乾隆二朝，那表面稳定掩盖下的社会政治的腐败黑暗，也早由东南汉学家们不断揭露。恰在十八世纪末，乾隆帝死了，他的继承人嘉庆帝迫不及待地打击帝国首贪和绅，动机且不说，效应却是捅穿了帝国腐烂至极的黑幕。嘉庆、道光父子都是庸主，都不敢正视经济表面繁荣与权力绝对腐化二者落差形成的统治危机日甚的现实。还在清英鸦片战争发生前四分之一世纪，敏感的南国青年诗人和政论家龚自珍，便著文警告帝国统治者，如不“自改革”，由“山中之民”发动的改换天下的“革命”，将必不可免。

任何卓越的预见，都敌不过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生动与自由”。龚自珍曾预言帝国危机的焦点在于备受沙俄威胁的西北，不料被西方列强首先攻破的缺口，却在东南海疆。

作为宣南诗社的挚友，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被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在友朋中引发怎样的希望，由龚自珍的《送钦差大臣林公序》可证。较诸龚自珍的浪漫主义，久历封疆大臣的林则徐，在政治上更倾向实用主义，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婉拒龚自珍願充幕僚的要求，只身前往广东，首先争取总督邓廷桢、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大员的支持，特别注意与时任广东巡抚的满洲正红旗贵族怡良搞好关系。怡良继兼署粤海关监督，直接管辖对外贸易，却在林则徐罢官后仍反对满洲正黄旗出身的权臣琦善，表明事关中华文明存亡，满洲统治集团内部已起分化。　　民国以来，林则徐已成各级历史教科书歌颂的民族英雄。但揆诸历史，林则徐主要可谓帝国的忠臣。

人们早已指出，满清顺康雍乾四朝，特别是由皇帝而太上皇长达六十四年的乾隆帝，在位期间反复强调的道德最高尺度，就是“忠君亲上”。那反面便意味着明清官方都肯定的所谓朱子学的道德理念，什么三纲五常，什么三从四德，面对满清皇帝的“忠君亲上”尺度，都不过是话一句耳。既然大忠莫过于“忠君”，大孝莫过于“亲上”，那末全部构建于三纲五伦基础上的所谓儒家伦理，岂非毫无价值？如今所谓新儒家，无不回避历史考察，极力宣扬抽象的所谓儒家原教旨主义，奥秘是否正在于不敢正视历史？至少应属历史课题。

那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历史角度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