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32岁的曾联松在上海设计了国旗图案——五星红旗。然而，在征集到的三千余幅国旗设计图案中，五星红旗图案最初却未受重视。

1949年的8月中旬，北平饭店413房间被辟成临时选阅室，陈列着3012幅应征的国旗图案供与会的政协委员进行初评。 委员们一致看好三幅红底黄色的图案——第一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一条黄色的横杠；第二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下面两条横杠；第三幅是上面一颗大星，下面三条横杠。

说明书上写道：金色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第一条横杠代表黄河、第二条横杠代表长江、 第三条横杠代表珠江，意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五星红旗图案在第一轮的筛选中就被淘汰了！

为慎重起见，评选小组将上述三幅图案和其他几十幅图案汇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大家再一次讨论。

编印资料时，田汉问：“怎么没把那幅五颗星的图案收进去？”他从被淘汰的一堆设计图案的最底下翻出了那幅图案：“这个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寓意也深，你们认为呢？”

看得出，大家并不太喜欢这幅图案。短暂的沉默后终于有人吞舌吐吐地说：“许多人觉得这幅图案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在三千多幅应证稿件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设计图不是模仿苏联国旗就是模仿美国国旗，有的甚至是模仿欧洲一些小国家的国旗。所以在第一眼看到五星红旗时，大家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它像什么？”田汉问。

“像苏联国旗！”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田汉又仔细地看了看图案，然后用手遮住了大星中的镰刀和斧头：“假如拿掉了这个呢？”

大家点起头来。

“是不是把这张也编进去？”田汉说。

工作人员在它的右上角写上了“32号”。

几天后，收集了38幅图案的《国旗图案 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和代表们的手里。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对国旗的看法：“你不是说过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吗，在国旗上画一道杠，有把国土一分为二的嫌疑！再讲，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

与此同时，田汉把五星红旗的图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把眼光定格在了大星中的镰刀斧头上，微微皱起了眉头。田汉马上说：“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我认为可以拿掉，这并不妨碍整体的效果，反而更简洁了。”

毛泽东的眉头舒展开了。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9月28日，国旗图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9月29日，市民争相订购国旗，旗帜加工厂的工人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国旗的制作中。

10月1日，家家户户门前的五星红旗与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1949年9月29日，报纸上登出了新中国国旗图案。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的曾联松看着那幅熟悉的图案，一下子呆住了。他赶紧翻来覆去地找，想看看有没有设计者的名字。

没有！

曾联松的表情从兴奋和期待慢慢转成了疑惑。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失望和希望并存的不眠之夜。但是很快，对于开国大典的期待取代了他所有的疑惑。国旗是不是自己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曾经为之浴血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两天后的10月1日，曾联松早早地来到商店门口，站在扩音喇叭前。那时，收音机还很稀罕，有什么重大新闻，人们都会去听街头和商店的有线广播。 开国盛况随着电波传到了上海，深深地震撼着扩音器下每一个人的心。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曾联松的泪水滚滚而下。1950年的9月27日，曾联松才被正式告知，他就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这一天离他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十三个半月。但喜悦并没有因时间的冲刷而褪色。两个星期前，曾联松因公去北京出差。刚住下，就有人来敲门，两个陌生人说他们是全国政协的。曾联松觉得有些意外，但又有一种预感，因为他的设计稿件当时就是寄到全国政协去的。果然，来人问了他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他们问得很详细，还一边作记录。回上海后不久，一份确认他为国旗设计者的通知以及赴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观礼券便送到了他的手上。1950年11月1日，参加观礼回来的曾联松收到一封标有“1137号文件”的公函：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50年过去了，那枚印在已经发黄了的信笺上的公章依然红得耀眼。

500万元是多少？“万元”是当时旧币的单位，1955年实行新币后，旧币和新币的比价为1万元旧币换1元新币。当年的500万元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