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常怀敬畏之心，”这是一句值得铭记的提点；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这是自古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衍生出了对人格神的宗教崇拜，而是培养出了对群体实践的敬畏之心和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敬畏之心和忧患意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直主导和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和演进的主流。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

天命与人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命”、“天道”虽然总是代表着最深沉的高级信仰，但这种信仰却没有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引向宗教，而是转向了鲜活丰富的现实世界，突出了“人文”和“民生”，即依靠人，为了人，寻求真正属于人的意义，建立起真正属于人的文明。天命固然玄秘，但恪尽“人事”就能倾听天命，正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天道”虽然高远，但遵循“人道”就能参悟“天道”，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说自己有“三畏”，排在首位的就是“畏天命”。但孔子从来都不直言“天命”，仅是教导人们要对世间的人和事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在他看来，直言就是空谈，而空谈，就会让人丧失属于自己的力量。天命就在世间，何必四处寻觅？谈天论地，评鬼论神，只能离“天命”越来越远。正因为此，孔子对鬼神避而不谈，“敬而远之”。其实，孔子何尝不关注鬼神？他不能容忍的是脱离开人自身无关痛痒地谈论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更不能容忍以临时“抱佛脚”的态度仅把鬼神看作避祸祈福的对象。

道德丧失，才去求助神灵，缺少知谋，才去占卜命运。这是孔子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孔子看来，这一点在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殷商就是一个过于迷信鬼神的朝代。殷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神灵的安排；他们之所以能够永享特权，是因为逝去祖先的保佑。于是，他们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还天真地以为高枕无忧。商朝后期，纣王无道，致使众叛亲离，民心不附。而此时，身为诸侯的周文王却在西岐“阴修德行善”，联络各路诸侯，暗中积蓄力量，势力不断壮大。危难之际，纣王却有恃无恐。当大臣祖伊将文王的活动告知纣王时，纣王满不在乎，还嚣张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我的王位是老天封的，这种命运谁又有本事改变呢？

结果可想而知。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大军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可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商纣军队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投降，正是因为商纣已失去民心，丧失了为政的德行。而这恰恰是国家兴亡的关键。

德即得，有德才能得；无德则无得。这是后来周王朝在殷商灭亡中得出的结论。对一个国家而言，“德”指向的正是人心，而不是鬼神。“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正因为“皇天无亲”，所以才需要对人民存有敬畏之心，为政以德。同样，正因为“民心无常”，才需要对世事抱有忧患意识，时刻慎惕，为民造福。

内圣与外王

按古人的解释，“德”是个“个人”和“社会”相统一的概念。对个人而言，“德”是一种品质。对国家社稷来讲，修德能够德化天下，是社会稳定、维护政权的需要。而“为政以德”，就是要把自己内在的良好品质外化到政治实践中。而这一过程，就是古人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

君子之德风。“德”能够像风一样四处扩散，像春雨一样润物无声。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就可以感染千万人。孔子曾比喻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非强制和压迫所能及。正如天气大旱，禾苗将死，此时的你无论花费多少力气灌溉浇水都不可能尽如人意。可是，一旦春风化雨，天降甘露，立即就会生机盎然，绿色一片。春秋时期，孟子就曾经用这个道理来劝导魏襄王注重德化：“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禾苗一旦受到雨水的滋润，生机顿起，岂是人力所能奏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一旦德行蔚然成风，所到之处，必然也是所向披靡，无恶不化。

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外国记者到解放军队伍中来采访，他们最犯愁的一件事就是无法分辨共产党军队的军官和士兵，因为他们穿的军装、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而国民党军队的多数高级将领身边都跟着一个副官，有的副官手里还拎着一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金条。当时，解放军有60万人，但支援前线的老百姓却有590万。山西临猗有位农民推着手推车，千里迢迢，只为把两发炮弹送上前线。这正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难怪陈毅元帅后来总结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心；以让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方式，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心；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主张，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心；以团结各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方式，赢取了各族人民的心……最终，中国共产党凭着“解放全中国，让人民当家做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德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心，继而赢取了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五千年来，这一历史规律总是以冷峻的面孔审视着世间百态，宣示着其无法撼动的尊严和威力。

道心与人心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时，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总书记指出，毛主席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在今天看来仍是警示。这个历史周期律是什么？就是治后又乱，乱后又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而复始。当黄炎培问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总书记今天重提“历史周期律”，就是要提醒全党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以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它稍有不慎就会走向堕落。道心之所以是微妙的，是因为人若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它就会隐而不显。正因如此，在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中，虽然认识到人心向背这个道理的政权不乏其数，但能够自觉地体察民意、顺应民情、关注民生的政权却少之又少。归根到底，就是缺乏忧患意识，没有绷紧“历史周期律”这根弦。

战国时期，韩非子曾劝诫秦始皇说：“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可惜，秦始皇不听其言，使得大秦帝国仅仅存活了1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初唐时期，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也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保持高度谨慎。正因为此，历史上的唐太宗保持了高度的自省精神和忧患意识，真正做到了“安定之时不敢忘危急，太平之时不敢亡祸乱”。他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唯才是举，与民休息，最终使初唐成为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盛世，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一个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政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居安思危、勇于进取的政权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面对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总书记的那一句“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真可谓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省、自觉的忧患意识，“敬畏人民”的价值取向，定能让从人民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永远走在时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