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这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有感于隋炀帝下江都（今扬州）、建离宫、开运河、造龙舟，耽于淫乐，虚拟了他与同为亡国之君的南朝末代皇帝陈后主（叔宝）在地下相见时的情景。历史上的陈后主才情过人，却因荒淫丧国；隋炀帝雄才大略，却由贪暴失位。两位亡国之君，不仅政权易手，离世之地和葬所也进行了南北易位。以西北关中之地为立国根本的隋炀帝，离世和葬所都在风月无边的扬州；沉湎于江南温柔之乡的陈后主，却长眠于荒冢漫坡的洛阳邙山。

隋炀帝，姓杨名广，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在弑父杀兄的疑云中，登上帝位。在位时，修驰道、掘长堑，四方巡游，宣扬国威，加强统一；为更有效地控制关东和江南地区，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打通南北水路交通，顺应并推进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趋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设和改革，尤其是科举制的确立，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阶层变动的需要，也奠定了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影响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隋炀帝继承其父文帝杨坚家业，积聚了大量财富，隋亡时，“天下储积，可支五十年”，正如宋人所云：“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同时，也因三征高丽、三游江都、屡起兴造、征伐不已、不恤民力而引发内叛外乱，在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和各地贵族军阀群起割据的夹击中，他即位短短十四年，盛极一时的隋王朝便土崩瓦解，隋炀帝本人也命丧江都。晚唐诗人罗隐的“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炀帝陵》），流露出诗人对炀帝生前赫赫伟绩与凄凉结局而生出的无限感慨之情。当然，诗人不会想到，时隔一千三百九十五年后的今天，又因新发现的隋炀帝墓志而引发新的风波。

隋炀帝于公元618年亡于江都（扬州），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但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应该追溯到大业十年（614年）。此时，隋炀帝刚刚平定开国功臣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联合众多贵族功臣子弟的反叛，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各怀异心，全国各地“盗贼”蜂起，他仍不顾群臣的反对，兴起第三次征高丽战役，两败俱伤，无功而返。大业十一年（615年），又匆忙第三次北巡，以镇抚雄踞北方、屡为边患的突厥。不料，早已觊觎中原的突厥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兵突袭，将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幸亏远嫁始毕可汗的义成公主出手援救，谎称“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撤围，隋炀帝才逃过一劫。脱险后，他从太原回到东都洛阳，面对中原狼烟四起的严峻局势，却下诏建造数千艘龙舟，准备三下江南。大业十二年（616年），各路农民起义军中势力最强的瓦岗军在河南连战连捷，先后攻破金缇关，占领荥阳诸县，消灭隋军悍将张须陀，声势大振，中原局势已经失去控制。隋炀帝没有选择坚守洛阳，也没有听从臣属“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应及早返回京师长安的劝谏，反而丧失了重振河山的雄心，惶恐不宁，寝食难安，甚至夜晚都需要数名宫人拍抚才能入睡。他整日沉湎于肆意游乐，流连于西苑，令人捉了数斛萤火虫，夜出游山，光照山谷。同时继续为南游做准备，征集江南十郡兵数万人，建造毗陵（今江苏常州）宫苑，周围十二里，其中有离宫十六所，另建凉殿四所，仿东都西苑之制，“奇丽过之”。于是后人有“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一作《隋堤》）的诗句以讽喻他为南游而劳民伤财。七月，隋炀帝迫不及待地乘坐造好的龙舟三下江都，并赋诗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似乎打高丽只是权宜之策，而江南才是他魂牵梦绕的归宿。他前后杀掉了劝阻南行的数名官吏，踏上了从逃亡最终走向覆亡的不归之旅。

正应了当时上书劝谏之人所言：“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所有。”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离开东都洛阳后，中原局势发生了巨变。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汇聚多支义军，攻占隋朝第一粮仓兴洛仓，开仓赈济，迅速聚集数十万民众，发布讨隋檄文，全力进攻东都，彻底断绝了隋炀帝返回东都之路。临危受命镇压农民军的王世充抵挡不住只能退保洛阳；李渊从晋阳直入关中，另立杨侑为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明显有取而代之的意图；全国各地义军蜂起，连江南也有杜伏威、辅公祏义军如火如荼。618年，是隋炀帝在世的最后年头，这时的隋炀帝似乎已经陷入精神全面崩溃的状态，有时觉得自己性命难保，照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有时又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存有一丝幻想，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并自嘲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如此境遇，他依然不忘享乐，广选江南美女充斥后宫，宫中设百房，每房有众多美女轮流作东设宴，整日酒杯不离手，昼夜狂饮。

随驾南下的十多万侍卫骁果将士，大多是关中人，“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为了安抚思归的将士，隋炀帝将江都一带的寡妇、未嫁之女强行配予将士。但这些敷衍举措并不能平息骁果卫士愤懑的情绪，统领骁果的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等，推关陇贵族时任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为首，联络宫内外各关键部门人员，并放出谣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酿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迫使骁果将士“谋叛愈急”。三月十日晚，数万骁果将士举火起事，内外呼应，迅速攻入宫中。面对叛军，隋炀帝质问：“我何罪至此？”叛军首领之一马文举历数炀帝十大罪状“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刀，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炀帝不得不承认“我实负百姓”，但却不理解反叛将领“荣禄兼极”，为何还要造反。叛军首领司马德戡的回答是：“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深知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隋炀帝早就准备好毒药令所幸诸姬随身携带，但此时亲随皆四散逃亡，为维持君主尊严，他不希望受锋刃之辱，于是自解练巾，被缢杀而亡。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将其草草葬于西院流珠堂。8月，江都太守陈稜得到唐高祖李渊的允许，将炀帝改葬于吴公台下。唐武德二年（619年），再次改葬于扬州雷塘。

隋炀帝生前身后，恶评如潮。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宣称：“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废昏立明”；出自瓦岗军祖君彦之手的讨隋檄文，痛斥隋炀帝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唐高祖李渊，取“好内远礼炀，去礼远众炀”，追谥他为“炀帝”；主修《隋书》的魏征引用了《尚书》中的“自作孽，不可逭（逃避）”作为评价之辞；《资治通鉴》则详细描述了隋炀帝退困江都后“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之”的末世光景，“人情汹汹”、众叛亲离的窘迫处境以及隋炀帝濒死欲生的尴尬心态。

历史上，民间广泛流传着多部与隋炀帝有关的传奇与野史小说，如《南部烟花录》（亦名《大业拾遗记》）、《炀帝开河记》、《隋史遗文》、《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清人褚人获集大成为《隋唐演义》等，分别揭露了修凿大运河民工的悲惨境遇，炀帝骄奢淫逸的生活，生动描绘了瓦岗军为首的“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等反隋英雄的生动故事。从唐到清，历时一千多年，主流社会与民间野史异口同声，痛斥其“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事不息”，隋炀帝遂成为暴虐同于秦始皇、荒淫过于陈后主的一代暴君、昏君。

当代历史学家对隋炀帝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50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大部分人持不须争论的态度，延续此前历代朝野的恶评。而在为曹操翻案展开大讨论的背景下，1959年，万绳楠发出不同声音，认为隋炀帝是有作为的君主，功大于过，但很快遭到反驳。此后，争论沉寂了二十多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上半期，史学研究逐步走向正轨，海外的评论也从多渠道涌入。如美国学者芮沃寿、《剑桥隋唐史》作者杜希德、日本学者布目潮沨、台湾学者黄仁宇、香港学者杨永泉、大陆学者高敏等，都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不能以“末代昏君”论定隋炀帝，也不能以胜败定功过。

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讨论，举办了多场专门的研讨会，上百篇论文，十几部专著，长篇历史小说、影视文学作品迭出，异彩纷呈。有学者疾呼“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希望更多从正面、积极的角度重新评价隋炀帝。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的讨论可以分为：功微罪重派、功过比较派、功大于过派，随着时代的变迁，回归学术的本义，对历史人物认识的深化，以及对隋唐历史的深入探讨，学界对隋炀帝的评价，脱离了非此即彼、功过分成、暴君明君之争的固定模式，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和科学，涉及的领域也更广泛。诸如隋炀帝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隋炀帝的民族政策与周边民族关系、文化策略等，隋炀帝的官制改革，巡游的目的，三征高丽的背景，三下江都的原因，当时中日关系的发展，隋朝灭亡原因与隋炀帝的关系，隋炀帝的才能、性格特点与缺陷等问题都得到了更深入的讨论。

隋炀帝创造了丰功伟绩，也因暴虐、奢侈、荒淫及个人性格缺陷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苦难，并导致盛极一时的隋朝众叛亲离、迅速崩溃，他以一句“我实负百姓”为自己做了总结。身后可谓：墓草无人随意绿，空梁何处落燕泥，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今人纠结，也同样困扰着古人。正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所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如何客观、立体、多元地评价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史人物，这首诗或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