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712～770）的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绝大部分是他四十岁以后的作品；而事实上杜甫从事诗歌创作甚早，据他本人后来在《壮游》一诗中所说，开始于七岁，（“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到十四五岁，已经“出游翰墨场”，在当地诗坛上崭露头角；稍后更有了“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样这样的盛名。李、王皆为一时闻人。

于是杜甫早年作品的情况如何，现存最早的是哪几首，就成了读者很关心的问题。

最为流行的杜诗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或称《杜诗详注》）是按年编排的，其卷一的前三首是：《游龙门奉先寺》、《望岳》和《登兖州城楼》，一般认为这些就是现存最早的杜甫诗；而著名的老一代学者洪业先生（1893～1980）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中不取此说，另以《夜宴左氏庄》为第一首，并论定其写作时间是开元二十三年（735）暮春。按该诗云：

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洪先生分析说：

杜甫在南方已经游历了好些时候，也许有几年了，他可能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吴方言，能够理解吴咏……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将此诗系年于南方游历结束的735年暮春，它将变得极富意味。（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7～28页）

他又补充说：

二十年前，我遵循前人注释，认为杜甫在712年至735年的诗歌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观点，将此诗系年于735年。因为诗中提到了吴地方言（“吴咏”），这使我相信此诗作于东南游历时期。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写的。杜甫“检书”“看剑”也许跟他即将返回、准备科举考试有关。我甚至认为……《江南逢李龟年》也最好系年在735年之前。（前引书，第27页）

洪先生这本大著是他在美国用英语写成的，出版于1952年；后来到1962年，他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进而指出：《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也当是游吴越时作。当初我受前人影响，仍放此诗于湖南诗内；且疑‘江南’或是‘湖南’之误，更沉静思维，则觉不但‘江南’不误，而且此诗之容态俏生，气韵飘扬，不似杜甫湖南时诗之多悲哀沉郁，而可合于杜甫二十三岁左右‘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之环境。当时杜甫在江南游兴方浓，当较《夜宴左氏庄》为更早。”（前引书，第362页）

这样洪业先生就将杜甫最早的诗作安顿在他青年时代漫游吴越之时，那时诗人二十多岁。

洪业先生这本《杜甫》一直到六十年后才有中文译本，但读起来仍然很有新意，特别是关于诗作的系年和生平的考校，多有深入细致的讨论，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似较闻一多先生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更为体会入微。中译本出于专家之手，清晰流畅，读起来非常舒服；有若干译者注，水平很高，附录丰富，尤便参考。

先前洪先生做过一部《杜诗引得》（1940年），对杜诗的文本非常熟悉，为进一步研究打下极好的基础。那种“堪靠灯”式的引得即一字不漏的索引，实为研究的利器，因为可以根据任何一个字就能查出杜诗的原作，而依靠书后的各本编次表，又能了解到其诗在该引得之底本（南宋宝庆本郭知达集注《九家注杜诗》）及其他二十多种杜集版本中的卷次。这样的工具书，编起来很麻烦，而用起来很方便。洪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主持其事，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但是研究古人的诗单是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还很不够，杜甫的诗因为多涉时事，可以大致推知其写作时间的相当多，而要逐首系年仍然大有困难，或者也不一定必要。即如《江南逢李龟年》和《夜宴左氏庄》这两首，是否就一定作于漫游吴越之时，因而是现存的最早作品，照我看仍然难说得很，前者尤其不像，其诗云：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当杜甫在吴越漫游时，年纪轻轻，尚未出道，他同岐王李范、秘书监崔涤（崔九）这些高踞于首都上层的大人物未必认得，更未必熟悉；所以这首诗基本上不可能作于他的青年时代。提到“闻吴咏”的诗倒是有可能作于他尚在吴越之时，但也不能肯定，在别的地方，也未尝不能“闻吴咏”。临近考试才来“检书”，像当下某些临时抱佛脚的考生似的，似乎不大像杜甫的做派；在外地旅游，带许多卷轴书籍，很是累赘——这样看来，《夜宴左氏庄》恐怕也并非作于“南方游历结束的735年暮春”，而更可能在稍晚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