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永远的话题，也是吸引人的话题。浏览近年发表的钱学文章，感觉也开始出现以前陈寅恪研究曾出现的那种倾向，研究对象逐渐沦为话语符号，论者都借着谈论钱锺书来表达自己的某种观念。这也是很自然的，钱锺书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一个典型，无论其政治人格还是学术品格，都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一个类型。深入考察其生平行事和政治命运，不用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钱之俊《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一文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16日刊出后，迅速在网络上反复转贴，显出读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文章摘引我《在学术的边缘上》一文对钱锺书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的批评，认为“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作者对我的批评，我并不在意，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立场。而且钱文作为历史研究，究明钱锺书幸未划为右派的个人原因，也是有意义的。但作者看问题的出发点及所流露的价值观，却让我感到一股浓烈的犬儒主义气息，而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学人的普遍倾向，且与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相联系，值得认真推考。

首先要解释一下，我的论断有特定的语境，是讨论钱锺书算不算大师的问题。若是个普通读书人，他无论如何选择都无可非议，但作为大师，我认为钱锺书缺乏应有的文化和道义担当。这么说是有众所周知的特指背景的。有无文化和道义担当，不仅是衡量大师的重要标准，也是判定一个文化人是否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基本尺度。关于钱锺书的缺乏道义担当，我曾在《对〈如何评价钱锺书〉的几点“声辩”》中有过陈说。“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胡适日记，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打学生，胡适做了什么；再想想毛泽东让陈寅恪当历史所所长，陈寅恪提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就很清楚了。”拙文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这些无名无望的年轻学人，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像钱锺书这样负一时众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这决不是大师应有的品格。

作为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又经历过“文革”以降的岁月，我当然理解他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我那么说，其实不是针对钱锺书个人，而是针对一种现象，一个现实，一个足以压抑和泯灭文化人的道义担当的严酷现实。如果钱文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谈论宽容，我当然无话可说，也可以同意。但很遗憾的他不是，他说这是钱锺书的“大智慧”所在，并且说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这就让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了！若钱锺书是大智慧，那么储安平和所有右派是什么，都是愚蠢么？还有彭德怀，不更是愚不可及么？这无异是在说，在那种政治征候下，大家都应该知道进退，做出头鸟、出头椽子都是愚蠢的。更延伸一步，面对社会的迷乱，我们都不该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有机会表达，也要审时度势，看看这是不是个陷阱，是不是个阴谋。最好干脆做缩头乌龟，甘于曳尾泥涂，或像鸵鸟将头钻进沙堆。如果钱之俊先生真是这么想，那就不仅是对张志新、遇罗克等英灵的莫大侮辱，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道义担当的价值践踏了！“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但在有英雄后，人不可以嘲笑英雄。

时至今日，连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反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自己都有责任：毛被神化自己有份，毛的所作所为自己都曾默认甚至推波助澜；而许多老学者、老作家，面对张志新等人的事迹，更在内心为自己的愚昧、卑劣或软弱而羞愧。而钱文却称颂钱锺书的沉默是大智慧！我不知道钱锺书是如何看待张志新等人的，恐怕哀其不幸之余，还不至于庆幸自己有“智慧”吧？如果真是那样，那就连称作知识分子也不够格，还谈什么大师不大师呢！如果不是那样，钱文的“智慧”之说，就无异于给钱锺书贴了一张并不体面的标签，恐怕钱先生九原之下也不会忻于领受的。他不会不知道龚自珍曾说过：“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说白了，钱锺书的处世原则也就是传统处世哲学——明哲保身，高蹈避世；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躲进小楼成一统。作为个人生存方式的选择，这无可非议，我甚至曾很欣赏。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放弃道义担当的正当理由和当然选择。如果文化人群体都奉明哲保身为处世原则，默认社会的一切黑暗和不公正，社会就永远不能进步。

近代以来，虽然国体政体都已变革，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文化观念的变革却异常缓慢，现实也一再让文化人体会到传统处世原则的可贵。但这种观念和现实都是不正常的，也是媒体在日益揭开历史令人惊悚的黑幕之后，更强烈地激发人们反思的。钱文在揭示钱锺书幸免沦为右派的偶然因素时，不是抨击现实的残酷，却津津乐道钱锺书的“大智慧”，不经意中流露出作者所秉持的仍是封建文人那种传统的价值观。我所以对此斤斤较真，是因为这并不只是钱之俊先生个人的偶然议论，它实际上代表着知识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前年我在台湾客座，读到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书。这是台湾知识界交口称赞的名著，但我读后却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快。与几位学界同道喝酒时，明知他们是齐教授的学生，我仍坦率地指出，此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已明显蒙蔽了她作为知识人的判断力和正义感。写到轮船上押送壮丁的惨景，没有对国民党军队非人道的谴责，只是用反战的态度间接地指斥共产党发动内战，而不想想一个政府要靠抓壮丁来继续战争，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正当性可言？更有甚者，闻一多等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言行和学生运动，都被视为盲目幼稚；对那些留在大陆的学者，言下处处流露出这样的意味：你们跟着共产党跑，最后有什么好下场？她不想，当时留在大陆的学者，虽然对共产党尚不了解、有待观望，但对国民党政府则肯定已失望之极。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齐教授在谈论那一代知识分子时所流露的一种优越感。在她眼中，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都是幼稚甚至愚蠢的，只有逃离政治和皈依基督教的她最为明智！作为个人选择，她远离政治的人生态度无可非议，但她那么评价闻一多们追求民主的抗争，就未免太轻浮，同时也太自私了。没有许多知识分子献身于抗战和民主斗争，包括台湾知识分子对蒋政府的抗争，齐教授也未必能享有今天的民主和和平生活吧？一边享受着仁人志士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生活，一边哂笑别人愚蠢、以自己的高蹈为明智而显摆优越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齐教授的正义感和价值观，而钱之俊先生的口吻与齐教授又何其相似啊！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钱文所显示的价值观其实折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群体放弃道义担当的现实。这一趋向在今天已非常明显，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是对社会正义、公民权力的无知与漠视；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则是对行政权力侵害社会公正和个人权益的种种现象的默认。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正义感等同于道德判断，这是很片面的。正义感是与道义担当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在于实际践行，与观念上的道德判断其实是两个层次的事。能践行必有观念；不能践行，有观念等同于无。文人的传统处世观念还有另一个原则叫洁身自好，在许多场合与明哲保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不在于有没有是非观念和道德判断，根本在于能否付之践行。而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践行的第一步。洁身自好与明哲保身都停在了第一步之前。

大家都知道皇帝新衣的故事：谁都清楚皇帝的新衣是个谎言，但结束这一丑态却需要公开表达我们的看法。那个说出真相的孩子是践行者，而能否公开表达对现实的态度，也就是知识分子是否有道义担当的界线。曾有人举出钱锺书的某些诗作，认为他对现实是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的。这确是事实，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公开表达，也就同没有差不多。对一个被尊崇为文化昆仑的大师，我们有理由从这个角度质疑他。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