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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

人物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文学主张

韩愈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

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韩愈有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于五经外,也要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同工异曲”的作品,“沉浸□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旧唐书》本传)于一手。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刘熙载《艺概》),所以他坚持“唯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实的道德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词”(刘熙载《艺概》)。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作用、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说,并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又强调“奇”。“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国史补》),可见韩愈的诗文,在“元和体”中代表着“奇诡”的一路,韩愈与元稹、白居易,都推崇杜甫,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元、白重杜轻李,韩愈则李、杜并重。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批判扬杜抑李论者“蚍蜉撼大树”,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调张籍》)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韩愈手迹石刻

文学创作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所作赋、诗、论、 说、 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 碑志、 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愈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种类型,是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和中篇。如从现实的政治、经济观点着眼的《原道》、《论佛骨表》,从哲学观点立论的《原性》,从传道授业角度说理的《师说》等。这类文章,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又一种类型,是一些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概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用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问答形式和幽默笔触,表现自己的坎坷遭遇,嘲讽社会上的庸俗习气,构思奇特,锋芒毕露。再一种类型,是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如书信体《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赠序体《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等。文笔也多变化,如《送孟东野序》用38个“呜”字贯串全篇,《送高闲上人序》以精湛的理论与奇幻的形象描写相交织等,都是论说文的上乘。元代鲜于枢书韩愈《石鼓歌》

叙事文在韩愈散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一种类型,是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的体裁,歌颂唐王朝平定藩镇叛乱的业绩,“句奇语重”,“大笔淋漓”,向来被认为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李商隐《韩碑》)的巨制;《画记》直叙许多人物,也是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脱化而来的。又一种类型,是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英雄人物形象,叙事、议论、抒情相融合,为公认的名篇。此外,描绘人物生动奇特,学习《史记》、《汉书》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亦为一种类型。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又是一种类型。但在韩愈所写的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为“谀墓”之作,当时已被刘叉所讥斥(李商隐《刘叉》)。

抒情文中的祭文,表现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写,突破四言押韵常规的,如《祭十二郎文》,是一种类型;表现朋友交谊、患难生活,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又是一种类型。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味,但和当时一般传奇小说仍有区别。《毛颖传》多少带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联句诗序》或以为是讥讽当时宰相之辞。这类作品,时人“大笑以为怪”,而柳宗元独以为奇(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答杨诲之书》)。柳宗元也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韩愈的门人沈亚之,则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多少受到韩愈的影响。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广东潮州韩文公祠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本集及其版本

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

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

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

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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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9  24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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