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五·四”以后又改名一多。著名诗人、学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入私塾启蒙，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十三岁时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后又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同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其中《澳门》、《香港》、《台湾》三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