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创刊后，在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的同时，还连续刊登文章，发起“汉字改革运动”。钱玄同、陈独秀、吴玉章、鲁迅、蔡元培、瞿秋白、傅斯年、胡适等人纷纷参与讨论，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及“繁体字改简体字”等主张；《湘江评论》《晨报副刊》《新社会》《太平洋》《独立周报》等刊物也积极推波助澜，使汉字改革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于更大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918年起，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陆续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汉字革命之讨论》《罗马字与新青年》《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等文章。他提出，如果汉字不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那么要在广大平民中开展文化教育普及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国语”也决不可能获得统一。因而，他提出“汉字革命”甚至“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钱氏在提出文字改革的诸多理由，即汉字本身有很多缺点或局限，如他批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初学者认识与书写；汉字的字义含糊，往往一字多义；文法也不够精密，有很强的随意性；汉字的字形已经固定，新生事物及新的理念等名词一无所有，不可能出现新造字；更重要的是汉字记载孔门学说，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纲常名教的载体，不能适用20世纪之新时代。废除汉字以后可以采用人造语（Esperanto，即世界语）以取代汉字和汉语。在从汉字向世界语过渡期间，可暂且借用英、法等文字语言作为补充。

从思想上来讲，钱玄同并不赞同全盘西化论，他提出上述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与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相关。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几乎与此同时，学界名流李石曾、傅斯年、褚民谊和吴稚晖等人也陆续发表文章，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的主张。如瞿秋白就曾指出，汉字必须罗马化，要根本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傅斯年在当时也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认为汉字确实非常难认、难记、难写，而且效用很低，远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方便。钱玄同与其他学者似乎达成这样的共识：“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有人鼓掌叫好，质疑和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新青年》杂志分明感受到了较大压力，陈独秀很快就在该杂志发表文章为“本志”开脱。他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对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参见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同时，他也提出这样的疑问：文字与语言是直接相关又有区别的，如果汉字能够加以废除，那么汉语如何改变呢？是否可以先废除汉字而保存汉语，给文字改革一个缓冲和过渡环节。

从钱玄同所发表的文章看，他倡导“汉字改革”经过了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认为如果只改汉字的形式，采用罗马字母之类的拼音文字，而不废除汉语是极为困难的。例如，文言与白话不一致，各地的方音、方言很不统一。汉字在根本上尚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汉字里的单音字。因为单音文字的同音者有很多，如果改用拼音，就很难分别不同含义的字。对此，傅斯年的观点则显得很清晰。他说，汉语不是纯粹的单音节，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加以代替，汉语也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胡适赞同陈独秀关于文字改革的思路，认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文言中确实有很多单音字，不能变成拼音文字，必须先用白话文字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的这一意见并不是反对汉字改革，而是要为汉字改革提供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路径。

晚清以降，白话文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以白话写的小说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等人都主张“文、言合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于白话文宣传教育、启迪民智的作用撰写过多篇文章，强调白话文是成就维新大业之根本。只有立即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才能普及教育，使国人具备聪明才智，国家得以振兴。这就把推广白话文与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夸大了白话文的社会效果，但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再次吹响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号角。文字改革问题与推广白话文等密切相关、因果互动，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时诸多著名学者主张立即改良汉字，减省笔画，推行简体字。他们指出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是一种不适用的书写符号，是学术研究和教育上的障碍。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改用拼音是治本的长远目标，减省汉字的笔画则是眼下治标的办法。文字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其所著《国语学讲义》中提出了确定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具体标准。另一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发表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对那些反对汉字罗马化的人所提疑问作出了明确回答，指出“拼音文字”“语体文”和“国语统一运动”密切相关、相互依靠。不少语言文字学家也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革命的筹备期，倘若在短期内不能完全废除汉字并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的话，那就可以采用补偏救弊的渐进方法，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他们号召社会各界要写简体字（时人称为“破字”）；写同音以相互替代的“白字”；对有音无字或汉字表音不真切者改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汉字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且可以作为从象形字转变为拼音文字的量的积累。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字改革的方案，取得了有较高水平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后代学人在思考文字改革路径时加以借鉴。受到当时社会剧烈变化的触动，清末民初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近代化趋势必然引发包括文字在内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思潮。汉字改革运动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也使得人们逐步认识到文字改革是一个影响面广且十分复杂的问题，绝非经若干专家讨论之后便可实施，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之事。因此，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且直到今天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