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判定梁启超的文化性格是：由传统步入现代，由现代又反思传统；传统中不乏现代，现代中凝聚着传统；在国学与西学的融合与蜕变中创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不仅在政治上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文化方面的建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贡献更大，影响也更为久远而深刻。他从传统文化中走来，又面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裂变去如饥似渴地研究和介绍西学，在国学与西学的重新解构中逐渐积淀、升华，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典型意义。

俗话说，人的性格是在“两天”内，即“先天”和“后天”中形成的。“先天”所包含的遗传和生理结构等方面的因素，至今难以做科学的解释，也可能永远是个谜；所以研究者只能就“后天”来做文章。排除“先天”不论，制约梁启超文化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是特定的社会生态和淤积既久的文化资源。但是，即使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群，由于社会身份尤其是社会角色的不同，文化性格不仅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也就是说，先天的人的自然属性的合理发挥和后天的社会角色的被迫认定，锤炼出千姿百态的文化个性。

梁启超出生在耕读结合的农民家庭，虽说没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但衣食无忧的经济条件和相对有文化的独特优势，颇受他所生活的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村民的推崇，再加上梁启超自幼显现出的机灵和聪明，早早就在十里八乡被挂上了“神童”的桂冠。梁启超自负的优越感和出人头地的争强意识自幼养成。还有家庭对梁启超的厚望以及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追求，给梁以巨大的动力去展现自我。

但在当时，提供给梁启超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并不多，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科举。于是他1884年中秀才，5年后又在广东的乡试中名列第八，成举人。正当16岁的梁启超在科举的拼杀中洋洋自得的时候，1890年却结识了康有为。康有为叛逆的性格以及别开生面的学识和政治理念，使梁启超“尽失故垒”。人生的航船出现了重大转折。从此，他跟随康有为，为维新变法竭诚奋斗，终于在1898年促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戊戌变法。

这一方面使25岁的梁启超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一方面又在清政府的追捕下变成了“政治犯”，被迫逃亡日本。由此，梁启超基本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他不满现状、立志改革、敢于和当道相对抗的政治性格也基本确立，并大致左右了他人生的后30年。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虽然一时间成了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曾一度成为进步党的核心，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高官，但严酷的现实和他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他那一贯蔑视权贵的政治性格又让他和当权者分道扬镳，最后还是回到书斋做起了学问，直至告别这个世界。

梁启超一生没有实权的在野地位，使他能够较为干脆利落地摆脱权力的干扰，比较清醒和客观地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这种社会身份的长期积淀，反映在思想文化的选择和定位上，自然是与传统对立的一面多于维护的一面，进取的一面多于守成的一面。

除了社会身份之外，文化人尤其是学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结构对其文化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梁启超可选择的文化资源不可能超越时代，无非是国学和西学。但他是在精通国学的基础上去吸收西学；又在比较全面地考察西学的过程中反过来重新解读中国典籍。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由于中西相融，所以近代学者常犯的“食洋不化”或“凝古不化”的通病，在梁启超身上较少显现。

众所周知，少年梁启超在祖父的精心教导下，对中国古典文化系统地进行学习，一些古典名著如《史记》、《汉书》等，他能“成诵八九”。结识康有为后，又治今文经学，帮老师撰著《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很有学术深度的专著，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学的学习和运用。这期间的梁启超，也包括康有为，不能说对西学一点儿也不了解，但非常有限，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今文经学为主轴的国学。

梁启超真正对西学做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他流亡海外的14年，即25岁到39岁，这恰好是他最富创造力的黄金时期。梁启超一到日本，就为其见所未见的新知所吸引，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若行阴山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在广泛吸收“日式”西学的同时，梁启超还往北美、澳洲等地考察，对西方和日本思想文化的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基本是在康有为的光环照耀下，主要是发挥康有为的思想和学说，那么，客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已经逐步构筑起自己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众多领域形成了开风气之先的独立见解，并通过自己富有感染力的论著影响着一代中国人。

在梁启超新创立的思想文化体系中，虽然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就主要倾向来讲，现代性或曰近代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比起他政治上对中国封建传统网罗的冲击，其文化上的超越传统要晚得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得多。可见，文化性格的转换较政治理想的变革还要难，更为需要时间。

“五四”之后的梁启超，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度萧条的影响，开始怀疑西方文化，转而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此后的10年中他写了大量研究先秦到明清的学术文化论著，一时间成为“东方文化派”的领袖人物。表面看，梁启超似乎从“西化”回归到了中国本体，但从其一系列论著的精神实质、文化内涵、研究方法等去分析，就会发现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做了最实际而很有成效的工作，现代性仍然是其学术思想文化的主体。

讲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梁启超晚年的努力最具典型意义。在近代中国，只有像梁启超这样既有厚重的国学根基，又能吃透和灵活运用西方现代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才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由此也大致可以判定梁启超的文化性格是：由传统步入现代，由现代又反思传统；传统中不乏现代，现代中凝聚着传统；在国学与西学的融合与蜕变中创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

梁启超的文化意义，恰恰在于他顺应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时代潮流，面向世界，超越传统；他也巧妙地以现代的理念和方法重新阐释中国旧文化，以现代引领传统，改造传统；其文化内核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而魅力四射，永远为后人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