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凌晨，红学泰斗周汝昌在家中辞世，终年95岁。

苍鹘

如果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周汝昌当年也许与红学无缘。可以说，没有胡适为他甘当“书童”，为他指路，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红学地位。

正因为与胡适的红学缘分，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红学方面“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红楼梦新证》。而此书在1953年一出版，就受到了毛泽东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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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胡适启发，进入“红学”研究领域

周汝昌在红学、诗词、文字学、书画、戏曲、音乐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学术界认为，他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其研究方法师承胡适，但又独树一帜。他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周汝昌在红学上成就，与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不无关系。如果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可以说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红学学术地位。

1947年，他的四哥周祜昌偶读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胡适谈到自己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

周祜昌随即致信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说，胡适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时间才得以知道曹雪芹。而今，敦诚的《懋斋诗钞》却遍求未见，你在京城，何不一试？

收到周祜昌的来信，周汝昌当即跑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居然一索即获。他发现《懋斋诗钞》居然未有人借阅过，借书卡是空白的。浏览完《懋斋诗钞》后，他甚至发现书中有六首诗是咏及曹雪芹的，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周汝昌还发现《懋斋诗钞》是个清缮本，字迹非常工整。因为这个清缮本的发现，又引发了原始抄本的出世。此时，他的老师顾随问他是否有兴趣写文章。周汝昌寄去了两篇文章。其中有介绍《懋斋诗钞》中咏曹雪芹诗歌的一篇，于1947年12月5日刊发在《天津日报》的图书副刊上。

此时的北大校长的胡适，他的《红楼梦考证》已经发表了26年，但对红学的热情依然不减。他看到周汝昌这篇文章后，于12月7日写了信，请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转交给周汝昌。

信中，肯定了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并同意周汝昌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这封信于1948年2月20日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1948年3月18日，周汝昌给胡适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周汝昌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依敦诚的‘四十年华’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有根据，配入年谱，合多，抵牾得少”。这封书信发表在当年5月21日的《民国日报》上。

1948年，这年暑假的7月20日，他在“天津咸水沽同立号”的家中，意外地收到了落款为“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胡适之”的信札。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并激发了其继续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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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当成“书童”使唤的导师胡适

此后，胡适与周汝昌切磋红学的书信不断，至1948年10月，周汝昌予胡适的书信有9封，胡适写给周汝昌的有6封。在周汝昌给胡适的信中，向胡适借书研究红学是最主要的内容。

在周汝昌给胡适的信中，他称胡适为“前辈先生”，要求胡适帮他借书。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将堂堂的北大校长、声名显赫的学者胡适当“书童”使唤，而且这种“使唤”还累及了赵万里、孙楷第等先生。但胡适想尽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在帮助他。

1948年6月末的一天，经赵万里的安排，胡适答应和周汝昌见面。周汝昌来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宅造访，胡适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后又托孙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了还在读大三的周汝昌。

周汝昌要求胡适借给他的书，用周汝昌的话来说，很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宝”。向胡适借这些图书的时候，周汝昌试探着问：“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

1948年10月29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信中说，“先生如果能不时晤及孙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带给我一用，如无困难，乞不吝，盼甚感甚！”然而，胡适说：“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他在周汝昌的来信上批示：“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他甚至慨然允许周氏兄弟将《甲戌本石头记》抄录副本留用。这令周汝昌对胡适的襟怀风度敬佩不已。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飞机永远离开了北京。即使是仓促地离开，但临行前他仍没有忘记帮助周汝昌。1954年，他在写给历史学家吴相湘的信中说：“《四松堂集》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可以用的。”这个“他”，指的就是周汝昌。

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30岁的周汝昌基本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曾经在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时，三个月内连版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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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关注

1953年秋，北京，在全国文代会上，所有参会代表不约而同地捧着同一本书，那就是周汝昌生平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成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

此年周汝昌35岁，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过着安静的生活。而《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全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他一点也不知道。

一天，学校的一位教师叫住了他，说：“老周啊，你害苦了我了。”周汝昌既吃惊又纳闷，我怎么害苦你了？周汝昌和这位老师从来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可那位老师的神情，并不像开玩笑。

在周汝昌纳闷时，那位老师才笑着说，告诉你吧，我前天重感冒非常厉害，可是呢，忽然有人买到这个《红楼梦新证》给我，我一打开，一夜也没有睡，我这个感冒更重了。就是说，我看您的书，哎呀，一展卷就放不下了。所以这不是你害了我吗？

因为这本书，都传周汝昌要调北京了。校长找他，告诉他，中宣部一定要调他了。

原来，提出调周汝昌进京的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著名学者聂绀弩。由于担心地方上不放，他们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经胡乔木同意，以中宣部的名义下特调文函。

1954年5月回到北京以后，聂绀弩见了他并没有一字提到《红楼梦》，先提的是《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怎么对你有好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让他先做《三国演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出了一部《三国演义》，毛主席也看到了，说里边好多诗，你们怎么都给删掉了，那不行，要恢复。于是，周汝昌随后就开始了补这些诗的工作了。

后来，《红楼梦》终于列入了出版计划，这让周汝昌喜不自禁。因为早在跟胡适书信往来的时候，他就向胡适说过自己的一个宏愿：校勘一部真正的《红楼梦》，接近曹雪芹原本的，打破高鹗给歪曲篡改的假全本。

但有一天，领导突然对他说，周汝昌同志，《红楼梦》的出版计划改变了。这个命令由上面怎么传来的，计划是怎么变的？周汝昌一概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说过。继续出版发行程乙本《红楼梦》的命令，让他感到不可理解。

而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没写完就去世了，留下了是一个只有80回的残本,经人传抄留下不同的版本。程乙本增加的后40回，其风格和原著有很大距离。而周汝昌对程乙本深恶痛绝。

2005年岁末，当年近90，几近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的周汝昌，在央视《大家》栏目的访谈中再次提起此事，仍然对继续出版程乙本之事感到大惑不解。

“我留一份小心，我不敢离开我的办公室，跑到楼上找我的上司问长问短，不愿意。”他说：“我认为这样一个大转弯的变化，肯定原因不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