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只要稍微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有所耳闻，但是，梁启超的积极参与和活动对“四大导师”阵容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却并非人人所知。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1924年秋，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1925年2月，成立了“研究院筹备委员会”，由著名学者吴宓担任主任委员，制定了章程，决定先作“国学”一科。关于创建研究院的宗旨，吴宓在研究院开学时所作的报告中有着明确的表述，其中心思想就是，面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了适应不断兴起的文化热，同时也为了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这一学术机构的设立来培养专门的国学人才，借助这些专门人才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精深研究，从而使中西文化相互沟通，并经过综合、比较和创新，达到发扬本国文化的目的。

其实，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时任校长曹云祥曾请胡适代为设计，并拟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曹云祥是外交官出身，不善学术之道。曹云祥以外交官身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大概与清华当时的管理体制有关，因为清华原属外交部、教育部两个部门管辖，以外交部为主，校长由外交部委派。）对于曹云祥校长的请求，胡适表示了拒绝，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最好去请梁任公（即梁启超）、王静安（即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一说还有罗振玉），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话虽如此说，但胡适在国学研究院的创建过程中却尽了很大力量，他曾极力向清华师生说教：“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办研究院首先应办好国学门”，并为此多方奔走，推举教员，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王国维就是由他最早推荐的。1925年秋，曹云祥校长敦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任导师，李济为特别讲师。这些人中除章太炎未就任外，其余人都先后应聘。正是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1日与清华大学部同时开学。

梁启超于1925年9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居住在清华北院。这年年底，梁启超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为导师，据说，当时曹云祥曾问梁启超：“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启超回答说，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梁启超：“他有何著作？” 梁启超回答说，他也没有著作。听到梁启超的回答，曹云祥不免面露难色，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无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听后十分生气地说：“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倒可称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听梁启超如此一说，曹云祥被说服了，于是便向陈寅恪发出邀请，聘请他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在当时的清华，这是教师的一种职称，之所以称为“导师”，是以示学术地位高于普通大学的教授）。1926年秋，陈寅恪正式来国学研究院就职，于是形成了学术史上名闻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阵容。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四年（1925—1929），但为我国培养造就了整整一代国学人才，特别是学子们师从“四大导师”，个个都学有专长，不少人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等。这其中梁启超不拘一格举荐人才的功劳是不应当被遗忘的。这样，清华到20世纪30年代，便形成了一支稳固的、高质的，在当时可称之“无与伦比”的师资队伍。

（文章资料来源于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