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是说“道尊”的前提乃是“师严”，而“敬学”又依赖于“道尊”。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不无道理。只有严正方能生出尊严，而有了尊严才能使人产生由衷的敬畏。这便是“师道尊严”的由来。

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其《师说》一文中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韩愈看来，教师的作用和意义是有不同层次的，他首先担当着传承道统的使命，其次是传授某种技能，最后是解惑释疑。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当然是道统的传递，亦即如宋儒张载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师者”代表着文化的道统，是文化生命的人格化。在一定意义上，尊敬老师也就是尊重传统。说到底我们并不是尊崇和敬畏老师这个人，而是尊崇和敬畏他这个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血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作为浓缩并积淀着文化传统之精神的人格化形式，师者受到人们特别的尊崇，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特有性格的内在要求。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传承。从历史上看，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条线性的脉络，“源”“流”关系至为明显。中国文化不是横截面的，也不是断层式的，而是像一条纵向延伸、绵绵不绝的漫漫长河，虽历久而弥新。诚如《诗经》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若是不深谙先秦典籍，不从源头上入手，就根本拿不到登堂入室的“入场券”。中国经学传统之所以发达，与此不无关系。经、传、注、疏、诠、解、诂、勘、辨、雠、校、考……诸如此类的功夫，无一不是中国文化传承性特点演绎出来的结果。这一点同西方文化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西方文化的断层性相当明显，例如在西方哲学史上做出了划时代贡献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多么深厚的哲学史修养，却照样可以开辟一个哲学上的新时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意味着“求真”比“尊师”更重要，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真”未必一定依赖于“师”。

然而，中国文化的上述特点到了现代社会却遇到了严重挑战。海外学者林毓生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讲求民主。民主当然有许许多多好处，但也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传统的权威地位形成解构和腐蚀作用。大家知道，民主意味着平等。林毓生通过对美国的观察，认为在“一个民主绝对化的社会，一般人自然处处要求平等，什么事都要由自己来决定，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各种决定；否则就不民主、不平等。因此，各式各样从传统演变而来的权威都相对地遭受削减：父母、师长、学校、经典、教会，甚至语言规律都不再被信服，也不再被依靠”。在我们眼下的社会，人们甚至平等到了孩子对于父母可以直呼其名的地步。其实，这正是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比如，我们都强调师生之间关系的平等，其结果往往是淡化以至于遮蔽了由“师”到“生”的文化传递方向。横向关系瓦解了纵向关系。它使得我们无法充分地分享本该遗传给我们的古老传统，文化的承继功能因此受到极大的抑制，从而造成道统的断绝。这是导致现代社会人们价值观紊乱，以至于出现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好坏不清状况的重要原因。就这个方面来讲，“师道尊严”是有其不可忽略的文化价值的。

当然，“师道尊严”并不是说学生在老师面前只能唯唯诺诺，甚至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仅仅是说通过老师的尊严来造成一种对于传统的敬畏，对于文化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了解。事实上，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一条重要的补充，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当仁不让”。按照《论语·卫灵公》的记载，孔子说过：“当仁，不让于师。”这表明，比“师”更重要的是“仁”，当两者发生抵牾时，我们宁愿放弃前者而保全后者。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孔子的话可谓“吾爱吾师，但吾更爱仁德”。它告诉我们，在仁与不仁的选择上，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哪怕是与老师的意见不相侔，亦须坚持道德原则而不屈从老师。

师道尊严”与“当仁不让”恰好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其中既实现了文化传统通过“师者”的尊严而延续和传承，亦维系了道德原则借助“当仁不让于师”的信念而获得的至上性。我们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相互矫正和彼此限约中，得以生生不息地发展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