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姜尚

出生地：  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

历史地位：军事家，政治家，丞相

主要成就：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

代表作品：《六韬》

尊号：  太公望

谥号：  昭烈武成王 姜尚 - 人物概述

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商朝末年人，其始祖四岳伯夷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地，因此得吕氏。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经败落了，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聊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为国施展才华。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姜尚 - 出生地考证

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54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东海说和河内说。《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 《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提及：“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 《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 《孟子译注·离娄上》 ）所论有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 《史记齐太公世家》 ：“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卫辉市在民国以前属河内郡，1988年以前叫汲县。卫辉附近有“东海”这个地名,有碑文为证。 西晋汲郡出土的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

姜尚 - 享年考证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说法不一。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 、 《易经》 、 《诗经》 、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 《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 《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 《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 《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 《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注解

⑴焦安南、李建义的《姜太公传》 （泰山出版社 1998年）拟订的太公享年是“约公元前1155--1045年”，即110岁；郭庆良等六人合著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 （姜太公故里实业开发公司印赠本）拟订的是公元前1160--1021年，即139岁。前书的作者为山东日照人，后书的作者为河南卫辉人，均言其家乡为太公故里。另据卢美松编著《中华姓氏谱·卢姓卷》 （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2002年）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约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公元前1212年）。”由此， 对太公享年的认识，可见一斑。

⑵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年。

⑶前者见《孙子兵法·用间篇》 ；后者见 《孟子·离娄上》 、 《孟子·尽心上》等篇。

⑷有关太公结识文王一事，笔者曾撰有《姜太公遇合文王探真》一文，认为有一个“三就三离”的过程。这里所指，应是《史记·周本纪》 、《太公六韬·文韬·文师篇》里说的，太公在渭水之阳钓鱼时遇文王的那次。

姜尚 - 历史典故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

太公常在番的溪旁垂铃。一般人钓鱼，都是用弯钩，上面接着有香味的饵食，然后把它沉在水里，诱骗鱼儿上钩。但太公的钓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并且离水面三尺高。他一边高高举起钓竿，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想活的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一天，有个打柴的来到溪边，见太公用不放鱼饵的直钩在水面上钓鱼，便对他说：“老先生，像你这样钓鱼，100年也钓不到一条鱼的!”太公举了举钓竿，说：“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为了钓到鱼，而是为了钓到王与侯!”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终于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知道后，派一名士兵去叫他来。但太公并不理睬这个士兵，只顾自己钓鱼，并自言自语道：“钓啊，钓啊，鱼儿不上钩，虾儿来胡闹！”姬昌听了士兵的禀报后，改派一名官员去请太公来。可是太公依然不答理，边钓边说：“钓啊，钓啊，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姬昌这才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要亲自去请他才对。于 是他吃了三天素，洗了澡换了衣服，带着厚礼，前往番溪去聘请太公。太公见他诚心诚意来聘请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

后来，姜尚辅佐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 灭掉了商朝，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

钓鱼台

（南皮）县城西五公里处有一村，名钓鱼台（1983年划入泊头市）。相传商代纣王，荒淫无道，建筑鹿台。下大夫姜子牙直言相谏，触怒纣王，欲杀子牙。子牙气愤逃走，隐居此地，常在水边钓鱼。周文王访知子牙乃贤士，遂以礼相聘。封为太师。因辅佐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封为齐侯。后来，把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和村名，称为钓鱼台。

姜尚 - 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 《孙子兵法·计篇》 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 、《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

《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 、 《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 《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提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 、 《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 《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 《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姜尚 - 主要事件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时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尊称)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人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59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

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商都朝歌70里，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戕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连夜仓皇逃走，与妃子妲己一起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临淄市临淄北）。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化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葬地不详。

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