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明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与闽南地区有不少关联，作为朱熹“过化”之地，闽南文化受到朱熹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样，在闽南地区的经历和闽南文化的熏陶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幼时就曾随父到过泉州。考中进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县，从23岁至27岁（1153—1157年），担任主簿5年。他54岁重游泉州，61岁出知漳州1年。朱熹一生在闽南前后呆了七八年，这里是他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期间，他因公务或访友论学，足迹遍及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龙溪等地，对闽南文化尤其传统民俗、宗教文化、家族文化、建筑文化、戏曲文化等有深入的了解。闽南文化的丰富内容与斑斓色彩，不能不使生活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朱熹受到深刻的触动，进而加以关注与审视。尤其是同安任上那几年，正是他的青年时期，处于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起步阶段。因此朱熹的不少观点，包括对闽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某些思想，相当程度上正是来自于闽南文化的启迪，来自于对闽南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逃禅归儒”是朱熹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闽南文化尤其宗教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据民国《同安县志》卷35所记，朱熹在同安任上，开始采取“抑佛”措施，“民欲为僧尼者，禁之”。后来他知漳州时，再次严禁男女“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宇”，严禁寺院“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朱熹的这种思想，对于扭转闽南人过于狂热的“好佛法”，对于儒学在闽南更为广泛深入的传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实际上，朱熹本人完成这个重要思想转变，大体上正是在同安任上这几年，是在对闽南宗教文化审视的基础上发生的。仕泉之前的朱熹，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熏陶，又对佛老颇为迷恋，自谓“出入释老者十余年”。赴任同安途中，他受学于延平李侗，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要他读圣贤书，看圣贤言语。同安任上初期，朱熹对李侗师教“心疑而不服”，依然做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尽其妙的高士冥想。然而，在同安的所见所闻，使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当时同安以至整个闽南，佛老思想盛行，佛寺庵堂比比皆是，仅泉州就有佛寺四百余座，被朱熹称为“泉南佛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熹在惊叹闽南人“好佛法”的同时，亦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他逐渐看出，释氏“昭昭灵灵的禅”，尽管对人生苦难表现出深切同情，并提供了终极关怀的彼岸世界；然而，面对诸如土地兼并、赋税不均、豪强凌弱、民贫财屈等社会现实问题，佛家学说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佛教盛行，还加剧了种种社会问题。大量土地为寺庙所占，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大量劳动力成为僧尼，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量钱财流入佛寺，造成百姓更加穷困潦倒。由此，他逐渐领悟了李侗的教诲，认定只有儒家经世安邦的入世精神，才能挽狂澜于即倒，遏人欲于横流，只有儒学才是拯救时弊的精神力量。同安秩满，朱熹在《教思堂示诸同志》诗中，发出“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的声言，表明了弃禅的决心和意念。

朱熹的理学思想，尤其是社会伦理思想，对闽南民风民俗影响极为深远。《泉州府志》称，朱熹“过化”后，泉州“民风更变”，民间婚丧喜庆悉“遵朱子家礼”。《同安县志》载，同安经朱熹“教化”后，“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然而，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丰富，同样与在闽南的经历不无关系。朱熹在同安几年，正处于“理欲初辨”的阶段，闽南文化的不少东西，尤其民俗民风，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和理论启示。最为典型者，莫如男女交往与婚姻习俗。闽南向来男女之防不甚紧严，同安甚至有青年男女“引伴为妻”之俗。这些习俗引起了朱熹的高度关注，并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他颇为愤激地说：“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其弊非特乖违礼典，渎乱国章而已，至于妒媢相形，稔成祸衅，则或以此杀身而不悔。习俗昏愚，深可悲悯。”（《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0）在朱熹看来，婚姻是“礼”之重心，关乎家庭乃至社会稳定，“引伴为妻”严重违“礼”，乃是祸乱的重要源头，容许这些旧俗，必然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于是，朱熹一面颁布法令，“晓谕禁止”，一面亲自制定严格而具体的婚娶仪节，“以凭遵守，约束施行”。朱熹在这里所反复强调的“礼”，正是“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天理”的重要体现。所以，朱熹在同安的这些观察与思考，并非简单的民俗民风矫正问题，实际上己被纳入“理欲初辨”的范畴，其以“理”制“欲”的思想亦己逐渐明晰。

朱熹生平对教育高度重视，他关于教育的诸多见解以及包括在闽南所从事的许多促进教育的活动，不仅对南宋以来闽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对闽南民俗民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闽南方志对此有不少记载。民国《同安县志·旧志序》称，同安经朱熹教化后，“士君子服习诗书，敦尚礼义，贤才奋兴，彬彬日盛”。乾隆《泉州府志·风俗》亦载，泉州成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声名文物之邦，与朱熹的教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在闽南的经历，尤其是对当时闽南文化现象的思考，对朱熹教育思想的丰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闽南期间，尤其是同安任职期间，朱嘉耳闻目睹了闽南文化中的不少问题，除了前述的过于狂热的“好佛法”、“引伴为妻”外，突出者尚有“民俗强悍，民风不醇”，“尚鬼”及“装弄傀儡”等。朱熹认为，这些不良民风，无疑均与教化严重缺失有直接关系，除了“出榜禁止”外，加强教化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施行教化的最重要途径，无疑在于发展文化教育。通过大力兴学，向“邦人士子”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的“义理之学”，使其接受理学的思想熏陶，能够分清是非善恶，懂得礼义廉耻，“稍知为善之方”。“守道恬退，不随流俗，……少变奔竞薄恶之风”，以求改变社会风貌，实现“身修家齐，风俗严整，嗣续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顺治”。因此，朱熹在同安任职时，“以教养为先务”，首创县学，“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期间，又在泉州城内创办小山丛竹书院，亲自讲学授徒。朱熹后来知漳州，同样非常注重教育，不遗余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经历和思考日后都积淀成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