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者，往往行坚；志高者，常常言谦。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人。当年，他在写给被羁押在牢的好友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不仅在信始道“请略陈固陋”，而且在信尾言“故略陈固陋”。这不能仅仅看作是文字的前呼后应，而是大有深意在，大有意味品。

“略陈固陋”者，即简略地陈述自己庸俗浅薄之见也。但通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何庸俗，简直如天象；谈何浅薄，简直似地藏。在这篇短短的书信中，他不仅以无比愤激之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隐忍苟活”的原因，而且表达了自己完成《史记》之书写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让人读之难忘怀、激人永向上的观点。

譬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观，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 而作《春秋》；屈 原 放 逐，乃 赋《离骚》；左 丘 失 明，厥 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 囚 秦，《说 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进取观，还提出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观，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

言为心声。司马迁的“略陈固陋”，可以说，是心灵的呐喊、志向的表白、行为的注释。他的这种“略陈固陋”，毫无雕虫之功，全为咏怀之作。读之，陶性灵，发幽思；思之，忘鄙近，致远大，让人眼盯前方，心欲向前，使人立定脚跟，奋发向上。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懂得，什么叫力行，什么是力行。力行，不仅是努力从事，不仅是尽力去做，而且是竭力去为。竭力者，负载而行也。这种负载，往往要承受不重之重，要忍受难忍之忍。这种不重之重、难忍之忍，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脸面”上。而这种负载，对于“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的气节之士司马迁来说，无疑比“腐刑”更难忍，比“苟活”更难熬。但这一切，司马迁“隐忍”了。他的“隐忍”，虽让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且“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如往”，但不妨碍他为“成败兴坏之理”《史记》的写作。这种力行，行出来的文字，力透纸背，经久不灭；走出来的脚印，步步砸坑，经久仍存。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明白，什么叫言谦，什么是言谦。言谦，不仅仅是一种谦辞，好像自称什么“愚”呀、“不才”呀等，就是言谦。言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言而及义，非言不及义；是言而有信，非言而无信。一句话，言谦，是温温恭人，谦光自抑。有了这种言谦，对朋友的来信，就会备加尊重，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称之为一种“赐书”；对朋友的规劝，就会备加珍重，如司马迁对任安所言，称之为一种“师用”；对自己的所谓“固陋”，就不会遮遮盖盖，掩掩藏藏，而是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而且，这种托出，是言而有“义”，雄浑有筋骨；是言而有“神”，透亮有气魄；是言而有“趣”，深醇有意味。一句话，是言而有“文”，能“行”而致远。

司马迁的“略陈固陋”，让人体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无疑，做人做事，是人生永恒之“功课”。对这门“功课”，见仁见智，各有所答。在司马迁看来，做 人，要 争 气，“不 辱先”；要自强，“不辱身”；要自立，“不辱理色”；要自尊，“不辱辞令”。一句话，要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和于俗；要不同桃李混芳尘，不混于尘。做事，要不畏艰难，艰难往往是成功的“肥料”；要多多“发愤”，只要发愤为事，不怕事不成功；要敢于创新，只要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不怕“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即便有残疾，有“郁结”，也不可怕，只要志存高远，心不二用，照样可让“自见”留传后世。一句话，做事，就要像古之贤圣那样，精神抖擞，目标如一，既不为无益之事，又不忘当初之言，还不以细小不为，直至使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