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胡适照片

每张卖两角

1936年底，《世界日报》印出粗体大字：“胡适归国后首次讲演：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系日本进攻中国……”这大概就是胡适最早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中国”的证据了。那年，胡适回国，有“国际问题研究会”等五团体在上海国际饭店欢宴胡适。胡用英语演讲了“演变中之太平洋”，又在八仙桥青年会礼堂演讲了“归国后的印象”。于是，报纸刊出了上述当时还不算惊人的预言。那一天，胡适其实不紧张，他“……六点半进餐……朱少屏发起每人募捐两角小洋援绥，又提议出售胡适照片，每张小洋两角，当时并无人反对。胡适笑了，同朱少屏说：又何必寻老同学开心呢？”

转眼“九一八”过去了8年，多数人认为“二战”起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这比胡适的“预见”晚了3年。

1999年，百岁老人宁恩承出版了《百年回首》巨著，在“‘九一八’之夜”一章的开头引道：一九六七年香港中学毕业生会考，考题有“何谓‘九一八’？”竟有一学生答：“九一八是上海药厂制造的一种药”。可是，在宁老笔下，“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此后十四年全世界战火迷漫，第一个炮弹就是从自己的头上飞过……

东北大学

赠言“士报国恩”

宁恩承，辽宁人，1901年生，南开学生，后受张学良资助赴英国攻读财政金融学，29岁回国任沈阳边业银行总稽核，30岁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张学良行校长职务。“九一八”之夜目睹了日本人的炮火。那夜十时后，宁恩承方入蒙眬，忽然被一个极大的爆炸声震醒，急忙电话询问学校工厂，不知声响从何而来？接着披衣出门查看，“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

原来，北大营在沈阳以北八里，日军的大炮在沈阳以西，东北大学恰好在两者之间，所以日军轰炸北大营的炮弹就要划过东北大学的上空，只见一线星光远去，落地就是火光与爆炸声响。日本人的炮弹，差不多十分钟一次，每次都越过东北大学的上空。宁校长对第一炮还觉得惊恐，三五炮后就不在意了，因为他知道日本人还顾不上来轰炸东北大学。

紧急应付危局，他吩咐手下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排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作为避难所，二百女生是最危险的。接着安排了学校里的易燃易爆物，到天亮六时召开全校大会，他异常郑重地讲：校长犹如船长，船将沉没时，先救妇女小孩，接着是男客、水手，最后离船才是船长，如果来不及，船长只能随船沉没。最后着重地告诫大家：国难当头，士报国恩。许多年后，一些学生还记得他这临别赠言。

意大利人

坚持送信11个月

“九一八”事变，沈阳政府机关一夜瓦解，仅存的中国机构是邮局，还有中华邮政的旗帜在钟楼顶上迎风飘扬。当时辽宁邮区的邮务长是意大利人巴立地，在“九一八”当夜，就迅速把事变情形电告了南京邮政总局：昨夜十一时半，忽闻爆炸巨声，以为日军操演，未十分注意，嗣后炮声加剧并有机关枪声……有计划的炮击，目标是北大营的国军。立即赶赴部局，见已有约20日军破门而入，强开局车驶向北大营。职与部属通夜未眠，七时即聚集到局人员，告之困难之际应照常维持局务，照常投递邮件，以显示镇静及办事效率……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日本的卵翼下出世。一天，伪满交通部长由两个日本军官陪同来接管邮局：“满洲国政府已经成立了。新政权派我来接收邮政。满洲国政府保证原有人员的职位和一切的待遇。从今天起，你应当接受满洲国政府的命令。”

巴立地用纯熟的中国话回答：“对不起，我是中国政府的官吏，我只能接受中国政府的命令。”

日本军官：“什么？你敢藐视新政权？”巴立地掏出一些文件和证件扔到桌子上：“我想告诉你们，我是意大利人。现在还兼任着意大利驻沈阳总领事，你们大概是知道的。”

那位“傀儡”不由一惊，转而劝说：“我们知道您在中华邮政服务了很久，成绩非常良好。满洲国政府想借重您主持全国邮务。一切待遇比中国更为优厚。替中国是办事，替满洲国也是办事，是不是？”

巴立地坚定地拒绝：“谢谢你这番美意。我个人，现在还没有考虑替满洲国做事！”

现在台湾的民国邮政老人张翊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邮政”时说，当时的东北邮政留有悲壮的一页，在敌伪箝制、压迫下，从业人员不屈不挠，仍继续维持邮递的运行，并与南京保持密切联系……长达十个月，被誉为：“历史上的奇迹”。巴立地也以一系列坚定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中华邮政的忠诚。1932年9月，民国政府交通部根据邮政总局的呈报，发布命令授给巴立地一等二级奖章，以励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