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停止了思想。惊闻噩耗后，另一位文坛巨星郭沫若悲痛万分，连夜撰写悼文《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

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和鲁迅一样，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祖国，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早期他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初次读到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时，立刻被文章中深邃的思想所吸引，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后来，郭沫若加入革命团体创造社并成为骨干力量，时逢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郭沫若欣喜异常，还专门著文以示祝贺。作为长者，鲁迅也极为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抱负，经常关注他的创作情况，称赞他为文坛后起之秀，并将其视为可以并肩战斗的人。

然而，由于两人性格、气质以及人生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当时文学运动的看法出现分歧，彼此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恩恩怨怨。1927年，郭沫若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也来到上海定居。遗憾的是，这次巧遇，并没有加深二人原本惺惺相惜的情谊，反倒成了彼此“论战”的开端。郭沫若所在的创造社受“左”倾思潮影响，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偏颇的认识，于是展开了对鲁迅毫不留情的批判，郭沫若也卷入其中。1928年，在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等杂志上，创造社成员对鲁迅进行围攻，郭沫若一马当先，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讽刺批判鲁迅，大有将其清除出中国文坛之势。对此，一直把郭沫若当作友军和同志的鲁迅痛心疾首，但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从大局出发，鲁迅一直隐忍而不予任何回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演讲中，鲁迅对创造社等团体在文化运动中的错误根源进行了分析，客观地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对郭沫若等骨干分子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不料演讲的内容传到了郭沫若的耳朵里，他误以为鲁迅是伺机“报复”，于是再次发难，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把鲁迅批判为“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以文笔犀利著称的鲁迅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而是极力淡化个人恩怨，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分歧固然存在，大的战斗目标却是一致的。”事实也证明了鲁迅的判断是对的，虽然郭沫若等对鲁迅的偏见没有消除，批判也没有停止，但战斗的大方向还是牢牢把握住了，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黑暗势力和阶级敌人。

乌云终将散去，太阳照常升起。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社的错误思潮逐步得到纠正，对鲁迅的认识也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读到了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感慨万分地说：“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在救国救民共同目标的牵引下，郭沫若等人彻底消除了与鲁迅的隔阂和间隙，并希望能和他联合起来，开创一条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鲁迅不计前嫌，欣然应允。经过商议，双方决定恢复已经停办的《创造周报》，作为统一的文化“根据地”，把文字的“匕首”更猛烈地投向万恶的旧社会。时至今日，当年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依然保存着，其中所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位是鲁迅，第二位就是郭沫若，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巨匠经历了不同的心路历程，终于殊途同归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化悲痛为力量，毅然接过鲁迅举起的新文化运动大旗，带领全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勇往直前，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鲁迅共同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周恩来总理后来这样评价他们：“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果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那么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如今，故人已去，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也已成为历史，透过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启示：志同道合的同志之间，也难免会存在分歧和差异，关键是能够求同存异、顾全大局。学会求大同存小异，也是人生处世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