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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宽厚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停止了思想。惊闻噩耗后,另一位文坛巨星郭沫若悲痛万分,连夜撰写悼文《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

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和鲁迅一样,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祖国,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早期他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初次读到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时,立刻被文章中深邃的思想所吸引,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后来,郭沫若加入革命团体创造社并成为骨干力量,时逢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郭沫若欣喜异常,还专门著文以示祝贺。作为长者,鲁迅也极为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抱负,经常关注他的创作情况,称赞他为文坛后起之秀,并将其视为可以并肩战斗的人。

然而,由于两人性格、气质以及人生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当时文学运动的看法出现分歧,彼此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恩恩怨怨。1927年,郭沫若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也来到上海定居。遗憾的是,这次巧遇,并没有加深二人原本惺惺相惜的情谊,反倒成了彼此“论战”的开端。郭沫若所在的创造社受“左”倾思潮影响,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偏颇的认识,于是展开了对鲁迅毫不留情的批判,郭沫若也卷入其中。1928年,在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等杂志上,创造社成员对鲁迅进行围攻,郭沫若一马当先,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讽刺批判鲁迅,大有将其清除出中国文坛之势。对此,一直把郭沫若当作友军和同志的鲁迅痛心疾首,但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从大局出发,鲁迅一直隐忍而不予任何回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演讲中,鲁迅对创造社等团体在文化运动中的错误根源进行了分析,客观地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对郭沫若等骨干分子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不料演讲的内容传到了郭沫若的耳朵里,他误以为鲁迅是伺机“报复”,于是再次发难,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把鲁迅批判为“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以文笔犀利著称的鲁迅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而是极力淡化个人恩怨,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分歧固然存在,大的战斗目标却是一致的。”事实也证明了鲁迅的判断是对的,虽然郭沫若等对鲁迅的偏见没有消除,批判也没有停止,但战斗的大方向还是牢牢把握住了,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黑暗势力和阶级敌人。

乌云终将散去,太阳照常升起。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社的错误思潮逐步得到纠正,对鲁迅的认识也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读到了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感慨万分地说:“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在救国救民共同目标的牵引下,郭沫若等人彻底消除了与鲁迅的隔阂和间隙,并希望能和他联合起来,开创一条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鲁迅不计前嫌,欣然应允。经过商议,双方决定恢复已经停办的《创造周报》,作为统一的文化“根据地”,把文字的“匕首”更猛烈地投向万恶的旧社会。时至今日,当年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依然保存着,其中所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位是鲁迅,第二位就是郭沫若,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巨匠经历了不同的心路历程,终于殊途同归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化悲痛为力量,毅然接过鲁迅举起的新文化运动大旗,带领全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勇往直前,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鲁迅共同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周恩来总理后来这样评价他们:“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果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那么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如今,故人已去,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也已成为历史,透过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启示:志同道合的同志之间,也难免会存在分歧和差异,关键是能够求同存异、顾全大局。学会求大同存小异,也是人生处世的重要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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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语文报  2015-03-28  56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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