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这样一种人，说他们是文人却没有功名，说他们是隐士却到处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学问不大，但处世能力极强，在各个阶层都能够左右逢源；他们大多是一些不得志的士人，在传统社会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但又不甘沦落，只好为大官帮闲，以“打抽丰”为生，是为清客。清初有一个著名的清客，他就是大戏剧家李渔。

少年时代的李渔以能著文誉满乡里。明亡之前，他曾两次参加乡试，均未中举。清朝建立后，他无意入仕，避乱金华山中，度过了一段种花养草、赋诗访友的隐逸生活。李渔出身于富裕的商人之家，生活本是无忧的，但明末清初之际连年的兵燹使得李家濒于破产。为生活所迫，李渔于顺治七、八年间由兰溪移家杭州，开始了卖文刻书的生活。康熙初年李渔再次移家金陵，一面“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口”，一面奔走于权贵之家，博取丰厚的馈赠，以“打抽丰”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打抽丰”一词原没有确解，大致就是东捞一勺，西捞一勺的意思。据史料记载，李渔客居金陵期间几乎吃遍了大江南北，他先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招待，吃了喝了还要拿了，正像他写给友人的尺牍中所说：“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康熙五年，李渔出游陕甘得乔、王二女姬，组织了一个家庭式的小戏班，他利用戏班的演出结交达官贵人，并切磋艺理，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传奇，写出了著名的《闲情偶寄》。李渔虽然能得到权贵的不断赏赐，但他有妻妾、子女、姬婢达数十人之多，而且生活讲究、开销巨大，所以常常入不敷出，经常陷入贫困交加的境地，以至晚年从金陵返归杭州时，他只有卖掉妻妾女儿的簪珥才勉强还清债务。回到故里的李渔隐居湖山，仍然不忘笙歌，但生活日趋贫困，只能依靠乞怜才能维持。康熙十九年，七十岁的李渔终于在贫困交攻中死去。

其实做清客也是极不容易的，“打抽丰”也并非人人打得来。清客固然是“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以借以为名”，但没有真本实事是成不了清客的。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曾经列举了欲成为清客必备的十种才品：“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可见做清客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非等闲之辈可为。李渔之所以成为其中翘楚，首先在于他无与伦比的才情，我们从《闲情偶寄》中即可看出，举凡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书中竟无一不备，可谓深得达官贵人的喜爱！阿城曾说《扬州画舫录》之类的书“都是毒品，看过了还想看”，《闲情偶寄》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士大夫焉有不上瘾之理？

古代中国士人受“官本位”社会挤压，除了入仕外别无独立人格可言，所以士人削尖了脑袋也要往仕途这条道上挤，因为只有挤上这条道才称得上功德圆满，一旦挤不上可就惨了，“遂把平生之学问，奔走势利之门”，那就只有做清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