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成于藏传佛教之历史地位一如玄奘之于汉传佛教。然可堪憾恨者，法成大师留给世人的仅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背影。这位绝非凡品的一代高僧，在其身后的千余载中竟一直埋没不闻。如果没有敦煌石窟经卷的发现，如果不是一批中外学者对这些经卷苦心孤诣地爬梳整理，今人是无法得知法成之大名的。

谈及中国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最早且形成相当规模者当属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教的流布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包括汉传和藏传佛教。对此，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汉传佛教中的代表人物唐三藏，法名玄奘，俗称唐僧者。其所著《大唐西域记》及其所译万卷佛经，更有通俗小说《西游记》，让这名高僧名扬千古，妇孺皆知。而这里将要提到的人——法成，却自古代《高僧传》迄今各类佛典辞书，均不见其名讳，常人更是闻所未闻。

法成（管·法成），何许人也？此人乃唐代藏传佛教高僧，吐蕃人，公元九世纪初生于后藏达那。法成出身之管氏家族乃吐蕃望族，其先祖管·雅琼是赤松德赞赞普时的七大权臣之一，其家族中另有三人曾任吐蕃王朝重臣。显赫的家族背景，为法成提供了优越的佛学环境和语言学习条件，使之日后成长为藏僧中的翘楚。而长期置身于河西这一中西交通要道，又使他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使者。法成于藏传佛教之历史地位一如玄奘之于汉传佛教。然可堪憾恨者，法成大师留给世人的仅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背影，其传世译著迄今所见者有两部分，一为藏于敦煌石窟的汉文写本，如《大乘稻芊（qiān）经随听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一为录于藏文《大藏经》中的《善恶因果经》、《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重译本等，大约仅二十余种。吐蕃占据河西之后，一些藏区僧人陆续前往河西汉区。法成作为藏僧高层，大约是在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来到沙州、甘州（今张掖）一带译经并讲学的。这在法成译著的跋语中有所反映，例如《六门陀罗尼经》等三部译著的跋语记有：“癸丑年十月上旬之八日，于沙州永康寺集译讫。”此处“癸丑年”为唐太和七年（833年）。

法成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能够从事佛典汉藏两种文本的互译。陈寅恪先生指出：

今日所见中文经论注疏，凡号为法成所撰集者，实皆译自藏文。

敦煌写本中屡现：“若于蕃本……”、“故蕃本云……”等字眼，可见法成娴熟自如地对汉藏两种佛典文本的文字对勘、比较诠释。《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是法成佛经汉译本的代表作，也是法成的一份授经讲义。在盖有“净土寺藏经”之印的《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这本僧徒笔记末记有：“永康寺后辈法律比丘福渐受持，并兼通稻芊及坐禅，并具定义。”寅恪先生认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博大而精审”，是吐蕃寻常经疏难以企及的。先生还指出，此译作与古印度佛经原典存在渊源关系。藏文《续藏》第三十三函“菩提路灯品”有龙树菩萨《圣稻簳（ɡàn）经章句》，又第三十四函“随念三宝义旨”中有龙树菩萨《稻芊喻经广大演一百十二品》，龙树菩萨乃三世纪古印度高僧，为显密八宗祖师。据此可知，法成为《稻芊经》作疏时，对天竺佛经古籍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此外，藏文《续藏》第三十七函“十地论释”中，有一部印度法师佮麻剌尸剌（年代不详）所撰《稻芊喻经广大疏》，此书与法成的《随听疏》第五“解释门”释本文文中所分五门、七门，章句次第及文字诠释完全相符。尽管还无法断定二者孰先孰后，但足以判定二书同出一源。《随听疏》汉译本与《广大疏》藏译本如此暗合，后者或否也与法成有关？

法成将佛经汉译本转译为藏文更是游刃有余。见于藏文《大藏经》中的《贤愚因缘论》便是出自法成之手的汉文译本之一，其译文质量堪称一流。更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在检阅北京本西藏文《续藏》满、蒙、汉、藏四体目录时，“见第四十一函《契约解》中有‘经部’《深微宗旨确释广大疏》一种，震旦律师温崱（zè）个撰，答理麻悉谛译。”这位“教授的教授”，一眼看出了这两个怪怪的名字所指何人。其中的“答理麻悉谛”非他人，乃法成是也。此名为蒙文音译，梵文作Dkarma-Siddhi，藏文作Chos-grub，而“法成”乃汉文之意译也（古代汉地高僧多以“法”名，诸如法显、法和、法融等等）。另一个“律师温崱个”，则是玄奘的著名弟子圆测（全名圆测文雅）之讹译。《续藏》所收此书乃圆测《解深密经疏》之藏文译本，《解深密经》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所据之根本经，也为法相宗所依“六经”之一。圆测疏乃法相宗宝笈，其汉文原本今已残阙，若使这一千年古籍现其原貌，必得据此藏译本缀补。仅此而言，法成大师不亦功德无量乎！

据上种种可推测两点：其一，法成绝非普通法师，而是藏传佛教中造诣非凡的大师级人物。其二，法成之译经、授经当始于藏区而非河西。吐蕃在赤松德赞时期（755年—794年）就曾组织专门译场，展开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惜八、九世纪的藏译佛经大多亡佚，这其中有多少与法成有关，今人不得而知。然而，仅就传世文本及见于敦煌石窟的写本来看，出自法成之手的译著无论汉译本还是藏译本均属上乘之作，此于《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贤愚因缘论》中可窥其一斑。在中国佛教史上，汉译和藏译佛经共同汇成了蔚为壮观的佛典长河。佛教研究中藏文佛典与汉文佛典的相互校勘和彼此印证不可或缺，这其中法成的地位显然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法成还是一位大慈大悲的佛法践行者，及一代敦煌文化所托命之人。法成在吐蕃以武力征服河西之时，远赴异乡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汉地百姓传递佛音。大师置身兵荒马乱的艰苦环境，青灯黄卷，潜心问佛，“不为自身求快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华严经·十地品》）。此间吐蕃铁骑过处，满目疮痍，唯沙州一地得以幸免。据《张淮深变文》（张议潮之侄，曾于沙州摄行节度使事）载云：“甘、凉、瓜、肃，雉堞凋残”，“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敦煌佛教寺院在吐蕃占领期间几乎毫发无损。以法成之特殊身份和慈悲情怀，想必为守护敦煌这一佛教净土竭尽了心力。即便是嗜血成性的入侵者出于对佛之敬畏，也不敢肆意妄为。敦煌石窟写本《瑜伽论》卷30下落有：“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二十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又《瑜伽师地论》卷39、52，有法成弟子智慧山手书大中年月。据此可知，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义军驱逐吐蕃之后，身为蕃人的法成仍久居沙州不去。想来定是因其泽及当地各族民众而深受敬仰，否则，又何能至此。

然而，法成这位前弘期藏传佛教的终结者，这位绝非凡品的一代高僧，在其身后的千余载中竟一直埋没不闻。如果没有敦煌石窟经卷的发现，如果不是一批中外学者对这些经卷苦心孤诣地爬梳整理，今人是无法得知法成之大名的。这里应特别提到两位人物，即清末民初的佛学家江味农居士和大学者义宁陈寅恪先生。

江味农，湖北人（祖籍江宁），本名忠业，精研佛学，法名妙煦，晚年改名杜，号定翁。正是他对敦煌经卷探赜索隐，提供了寻觅法成大师的重要线索。兹先引录一节蒋维乔先生撰写的《江味农居士传》：

……时京师图书馆搜（收）藏敦煌石室写经八千馀卷，中多秘笈，需专家校理。余乃献议于教育部，请居士任校理之职。自戊午（1918年）迄己未先后二年，居士于残乱卷帙中辑成《大乘稻芊经随听疏》一卷……居士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有云：“曩敦煌经卷中有《稻芊经随》十馀卷，为‘大藏’所佚，及来图书馆，亟取而阅之，芜乱讹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决（抉），排比联缀，并取重复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其不可考者则存疑焉。积八月之力，录成一卷，仍缺首尾。会傅增湘购得一残卷，所缺疏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是可知其搜辑之艰辛，而时节因缘之不可思议也。

居士从洋洋八千馀卷子中，选中《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如苦行僧般为此区区一卷经疏殚精竭力。而巧的是傅沅叔先生所藏敦煌残卷恰能补足所缺，真好似冥冥中有佛租相助，俾千载残卷复成完帙。这种甘愿为古圣贤故纸残卷默默奉献的学者，于今日学界已难得一见。今之学人大多更在乎何如让自己扬名。江味农居士于1938年戊寅安然圆寂于家中佛堂，居士若能在西天与法成大师相逢，二人不亦相见恨晚乎！

居士精心整理出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有幸被陈寅恪先生慧眼看中，为之题写跋语，其中评说法成其人其事，遂使一代高僧浮出尘埃。先生为之慨叹：

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几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欤！

法成堪比玄奘，其地位不可谓不高，却名不见经传。法成有此“不幸”，因由容或多多，就其要者，可谓生不逢时。名垂佛教史的“三大译经家”，就声名卓著的鸠摩罗什、玄奘而言，均常住京城，蒙主恩宠，待遇优厚，位高名重。鸠摩罗什，本为西域高僧，却恰逢十六国后秦国君姚兴（366-416）崇信佛教，特派专人恭迎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主持一干精英译经。什所译经论影响很大。“今日中土佛经译本，举世所流行者，如金刚法华之类，莫不出自其手。”玄奘身逢“贞观”盛世，西天取经东归，即受唐太宗召见，请其回住长安弘福寺，后又住持大慈恩寺。二十年间从容阐译佛经，著译等身。讲学授徒，有弟子数千人。总之，二位大师可谓“有幸”之极。较之此二位名重京城的前辈，法成的境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法成虽身处西部佛教圣地，但此处毕竟是十里黄云，八月飞雪的苍凉大漠。且法成差不多晚玄奘二百余年，此时唐王朝大厦将倾，加之汉传佛教大势已去，而藏传佛教更遭灭顶之灾，法师之地位远非昔比。于是，法成之“不幸”不亦早已命定乎！

因名重京城而名垂青史者时有之，而名垂青史者未必是当日名重京城者。陈寅恪先生后二十年，远离京城，闭门南国书斋，历尽劫波，更蒙丙午文革之难。而先生却毋庸置疑会在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岂亦得谓之“有幸有不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