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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谁更“圣”

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千古定论,谁更圣,还需要讨论么?

然而认真读过《论语》和《孟子》,联系孔子与孟子各自的经历,才发现,孟子的许多思想认识和语言表述,其实都远远优于或深于孔子。

孔子的一生,极度关心国家大事。他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之道。以世俗的眼光看,简直是个官迷。但孔子想当官的目的,不是为了捞好处,不是为了发横财,纯粹是为寻找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途径。也因此,他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深入思考,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见解,渐渐地就有了些名气。然而仍然没有受到有关部门或领导的赏识和重用。30岁那年(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带着大夫晏婴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接见了孔子,并且与他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大问题。能够被外国元首点名召见,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孔子很看重,将其视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后来他总结说“三十而立”,“立”什么,大概是指表达观点的话语权吧。后来因为祖国发生内乱,孔子逃往齐国避难。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孔子当然经过了认真思考和盘算,因为当年齐景公曾经接见过他,估计临走时也做过“有事来找我”之类的承诺。孔子到了齐国,果然受到景公的赏识和厚待,又正儿八经地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面对国王,说要把您老人家放在第一位,这话使得齐景公心花怒放。一高兴,就想封给孔子一块田地,但却被晏婴阻止。尽管没有得到封地,但孔子依然过得很愉快,远离战火,听着《韶》乐,如醉如痴,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齐国的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赶紧向齐景公求救,可是景公这时却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这话,知道人家不喜欢自己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好仓皇逃回鲁国。一直熬到51岁上,鲁昭公去世,弟弟鲁定公即位,他比较赏识孔子。第九年上,孔子好歹被安排了个中都宰的官。幸好那时没有内退制度,孔子赶了个仕途的末班车。如果放到现在,孔子一生的政治抱负只好烂在肚子里了。或者像辛稼轩所言“却将万卷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治理中都一年,因为政绩突出,孔子被提拔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得以大治。可惜因为与当权者发生矛盾,孔子受到冷落,万不得已,孔子又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也就是说,孔子当公务员的时间满打满算,仅仅4年。从此,孔子再也没有踏进仕途一步。他的政治生涯就此打住。

由此可见,孔子并不以政绩胜,他的最为后人敬仰的地方,是他的教书育人。

孟子是孔子学说最重要的继承人,但他却不是孔子的亲授弟子。因为孟子出世时,孔子已经去世了将近100年,连孔子的弟子中也没有一位还活着的。有人说孟子是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据杨伯峻先生考证,没有这么一回事。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司马迁《史记》中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估计未必是个大师级人物,否则孟子不会不拉他增加筹码。

孟子的最大成就是著书立说。

同孔子一样,孟子也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最得意时,还曾在齐国为卿,属于“上大夫”,是标准的高干。孟子倒是经常受到一些国家的首脑或重要人物的接见,并且向他讨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策略。这时候,孟子就趁机大谈他的政治主张,竹筒倒豆子,实实在在。那些国君啊大臣啊,听得头像捣蒜一般,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孟子忙活了大半辈子,人家也不任命他个重要官职,更别说“一把手”了。于是到了晚年,孟子终于悟出,那些人是在应付自己,对他的意见并不买账,于是退而著书,以《孟子》七篇传世天下。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自己也自以为是孔子之学的继承者。但是因为时代从春秋跨入了战国,形势发生了变化,孟子对孔子的学说不但有所取舍,而且有所发展。以今衡古,孟子的思想更接近于民主政治,更具民本意识,更为现代社会所容纳。

比如对于天的理解。孟子就在孔子的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的基础上,有所扩充和丰富。将“天意”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人民的眼睛来看,天是通过人民的耳朵来听)”。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君主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一个君主如果不顾人民的幸福,就会失去上天赐给的统治权,而且理应被赶下台。比起孔子来,孟子更加堪称为“贵民之人。”

孟子又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这从二者对待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不难看出。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君臣关系定义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真是难能可贵。

孟子的另一些主张,更加具有超前意识和现实意义。他强调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成份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为民造福是一个统治者的职责,他们理应为老百姓提供道德指南和适宜的生活条件。他倡导政府实行自由贸易,轻税赋和保护自然资源,共享财富而不是弱肉强食。政府要为老弱病残者提供福利。这些措施能在两千年前提出来,令人不得不佩服孟子的前瞻性和发展观。

一般说来,孔子的思想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更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极力提倡,不断拔高,直至成了“大成至圣先师”。被毛泽东称之为“新中国的圣人”的鲁迅先生,对孔子的地位也颇有微词。他曾说:“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孟子则不然。他所倡导的那些观点,颇受被统治者的欢迎,而统治者不是反感,就是不以为然。谁愿意听你那套“民贵君轻”的主张?因此,孟子从来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他的理论也未纳入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另外,他的一些建议,也因“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语),离现实太远,有点中国式的乌托邦,而不被采纳。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论,已经成为“金科玉律”。如“见贤思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这是孔子留给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早已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格言而千秋相传。可是要是翻一下《孟子》,就会发现,像这样的格言与警句,一点也不输于《论语》。诸如:“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太多了,不胜枚举。

所以我以为,孟子比孔子似乎更“圣”一些。这个结论也许会遭到民责和天谴,但忍不住还是想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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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9  40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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