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他一生爱国，并致力于科学与民主的践行，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有先进而独到的教育理念，而且能排除万难付之于实践，尤其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执掌北大 不拘一格纳贤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在德法考察与学习的蔡元培应邀回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这一舞台，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与施展；北大也因蔡元培的到来获得了新生，且迸发出无限的活力，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其学生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这一切，都亟需彻底扭转。

尊重每一个人，从小事做起，且以身作则，是蔡元培治校的一大特色。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点：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在校内大力推行西方先进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将北京大学原来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师资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为此，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且不拘一格。老友汤尔向蔡元培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相识已久，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对蔡先生约定，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给北大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一职。

梁漱溟进入北大，更能体现蔡元培的用人特色。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1917年，蔡元培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后来，梁漱溟在北大这个舞台上尽情施展，终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

梁漱溟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就成了北大的教师。如此用人之气量与魄力，除蔡元培外，难有第二人。

大力纳贤的同时，蔡元培还痛裁庸才，吐故纳新并举。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蔡元培谈判，均被拒绝。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则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会。在蔡元培的心中，只有“教育质量”四字，别无其他。

多方延揽和优胜劣汰等用人举措，使北大的师资力量得以大幅提升，且名家云集，鼎盛一时，此皆蔡元培之功也。据北京大学1918年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其中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文明薪火相传，名师多出高徒。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学生，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兼容并包 各种思想争鸣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坚决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教学自由，使每一朵花儿都能在此尽情绽放。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人才云集，面貌焕然一新。像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来到北大教书。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不同的风格营造了共同的魅力。一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教学相长，学术精进。

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落实到实处，蔡元培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等各种学会、“新潮社”等各种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各种研究会，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元培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入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经常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凡此种种，逐渐地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了，使师生的言行都空前活跃。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北大很快成了真正的一流学府，执全国高校之牛耳。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蔡元培曾谈道：“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改革的航船，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时代，新的教育理念的施行遇阻甚多。为捍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蔡元培也多次应战。据顾颉刚的《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回忆，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元培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致林琴南的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很理性地阐述了自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且行文彬彬有礼，立论有据，令对手无法不折服。

学术上的争论则更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的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自己也身体力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以身垂范，雅量高致，绝不以权压人。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几人能有？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大德垂后世 中国一完人”

全部身心献教育，不为自己置一物。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也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的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曾任北大教授的民国大佬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伟哉蔡元培！他既是独树一帜的教育家、大学者，又是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被通缉，多次收到恐吓信，但为了救国的理想，毫无所惧，终生致力于科学民主与教育事业，其不屈不挠之可贵精神，其有节有方的管理智慧，颇值我辈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