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人物生平

革命初期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重要职位）。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其后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革命后期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家庭生活

陈独秀一生有4个妻子，结发妻子高晓岚，二任妻子高君曼，第三任妻子是施芝英，第四任妻子是潘兰珍。

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下了四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三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陈光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是陈独秀之子。潘兰珍没有为陈独秀生下子女，但在陈独秀晚年一直陪伴在身边。

1915年秋，陈独秀把与发妻所生的两个儿子：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继续当选为总书记，陈延年因斗争需要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乔年也被选为中央委员。陈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延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称为“小列宁”、29岁在龙华刑场偏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

陈乔年：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五大以后在武汉期间，代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工作)、后陈延年一年又被屠杀于龙华。

个人思想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半个世纪过去，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卓识远见。国民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有碍联苏抗日，下令禁刊陈的文章。已经排除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免得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也为陈拒绝，说是“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托派上海中央猛批陈时，托洛茨基多次派人劝陈赴美参加第四国际领导事务。陈表示在祖国危难之际，他哪里也不去。贫病交加，四面受敌，陈独秀依然不遗余力地探索变革之道，期望再造中华。

个人成就

历史贡献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杰出成就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社会评价

综合评价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

个人评价

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曾多次论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

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 年3 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月21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

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1945年4 月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 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论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 年2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修改时写下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批语。1956年7月14 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经过安徽考察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