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1887年9月12日出生，浙江湖州人。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部溢血在北京病逝。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20世纪初在日本学习世界语，在《新青年》杂志上载文提倡世界语，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人物生平

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在语文改革运动中，他是冲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话文出版。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他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作了细致的描述。他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此外，他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往事略集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二日，钱玄同生。原籍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姓钱，名夏，玄同以字行。少年时字德潜，改掇献。号疑古，有时自称疑古玄同。父振常，清光绪间举人，曾官吏部主事，晚年为绍兴、扬州书院山长；又在苏州工作。年六十二，始生玄同。玄同从幼生活在苏州。兄钱恂，号念劬，清末曾任中国驻日本、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钱恂夫人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钱恂比玄同大三十四岁，单士厘在《清闺秀艺文略》跋语中称玄同为“玄同小郎”（“小郎”即“夫弟”），玄同和其侄稻孙的年岁差不多。清光绪末年赴日本国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日本国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北京高等师范系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鼓吹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这种历史的观念，超越了传统音韵学有点有面而没有历史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观念指导下，《文学学音篇》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当时尚未正式颁布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上。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如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名史家黄现璠曾是他的研究生。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说过“欧化”，说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恨日本国帝国主义。

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的痛苦。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1939年1 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师大，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中说：“五四”时代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又说：“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钱先生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这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使得我们感动兴奋的。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

五四先锋

八十年前，有一位三十二、三岁的中年人在四处奔波。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他就是钱玄同。之所以四处奔波，是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当时鲁迅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振耳发聩的《狂人日记》。对于胡适尝试用现代白话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钱玄同表示“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赞扬他“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

然而，钱玄同的学术造诣主要还是体现在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他既得章太炎先生真传，又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铸古融今，自创系统。由于他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卓然成为音韵学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四、提倡世界语。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在评介钱玄同的学术成就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他在史学界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任何人的学术成就都不是孤立取得的，都不可能与其人格无关。凡是跟钱玄同先生接交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急，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就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信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能服膺真理，追赶时代。他年少时一度赞同保皇派主张，认为“皇帝圣明，德泽广被”，因而撕毁谭嗣同的《仁学》，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至1904年间受章太炎、邹容影响，很快就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剪辫排满，义不帝清。

不过，钱玄同也有一个遭人非议之处，那就是偏激。钱玄同也承认，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蛰居养疴，誓不?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溢血猝逝，终年52周岁。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

人生片断

《狂人日记》的催生者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末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 《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双簧戏和金心异的由来

1918年，为扩大 《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 《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 “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一生死过三次的人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 《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一些幽默的作品。当时正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当时，人们缄口不敢提"死"，万不得已说出此避讳，定要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敢于以"死"谐谚，非常人的胆识能为的。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玄同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人物性格

恃才傲物的钱玄同

钱玄同的身世颇为奇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大家所熟悉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二公子。

钱玄同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2岁，难怪会有一个大34岁的大哥钱恂。父亲死时，钱玄同还小，长兄为父，因此他对大哥钱恂很畏惧，钱恂是晚清的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知道满人怎么回事，所以思想颇开放。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上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授，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弟子礼甚恭，马前鞍后唯唯诺诺，亲自为老师翻译，因为章的浙江话，很多北方同学听不懂。他的这种举动，一时传为尊师的美谈。其实他也只是做做样子，根据旧的家法，像他这种有违教诲的弟子，早就应该逐出师门。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不仅和黄侃心存疙瘩，和鲁迅后来闹得也不愉快。他们既是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杀杀，临了却分道扬镳。众所周知，鲁迅写小说，是因为受一个叫金心异的人教唆，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候，鲁迅埋头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钱玄同把鲁迅从古书堆里拉了出来，促使他成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作朋友，对鲁迅则敬而远之。鲁迅死了以后，钱玄同写文章纪念，不愿多谈对方的不是，然而对鲁迅情书中提及他的那几句话，依然耿耿于怀。因此，他只说他们之间曾经很投机，说鲁迅“治学谨严”，但是“多疑，轻信，迁怒”。对于曾经大吵过一架的黄侃，在他死后，钱玄同的评价是“小学本师传”、“文章宗六代”，说他是同门中的“隽才”，这里面显然有客气的成分，因为毕竟走的不是一条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还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钱玄同的奋斗目标，和刘半农一致，是语音方面的革命。刘半农带着大批科学仪器，从法国载誉归来，钱玄同曾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

反纲常名教的完人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他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 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大力支持长子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他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

钱玄同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黎锦熙就曾说:"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 ‘完人’。又说：“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 ‘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幽默教授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了都大笑。

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丸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拍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不耻向学生求教的大教授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联集欣赏

打通后壁说话；

竖起脊梁做人。——自题（生平座右铭）

文章真处性情见；

谈笑深时风雨来。——赠友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与周作人等合挽章太炎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挽黄侃

缵苍水、宁人、太冲、美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绩，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姓，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挽师章太炎

擅国语，考方言，声韵多端，精求无间，回忆十年以来，标准读音全赖商定，广韵集韵亦得铨明，君对国人实多贡献；

与人忠，执事敬，年力鼎盛，进德何穷，讵意旬日之内，惕夫斯囷忽来袭侵，少者强者竟尔夭殁，我聆噩耗能勿惨伤。——挽弟子白涤洲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情感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荡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宏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无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挽刘半农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为人友善，柔以招损；

治许舍义，训以逃难。——杨树达挽钱玄同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许寿裳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周作人挽钱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