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汉族，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而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中国发行纪念陈景润的邮票。同年10月，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

人物简介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汉族，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人，1953年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国著名数学家，也是国际著名数学家。

1953年～1954年在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被学校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

1955年2月经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先生推荐，回母校厦门大学数学系任助教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

1977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1980年当选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3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8年被定为一级研究员

1992年任《数学学报》主编

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被誉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先生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危险，但是一旦成功，必定影响世人。”

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

发表研究论文25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生平履历

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

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

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

1965年称自己已经证明（1+2），由师兄王元审查后于1966年6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

1974年被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亲自推荐为四届人大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

1979年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大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

1979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邀前往讲学与访问，受到外国同行的广泛关注。

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1984年4月陈景润从家中骑车到魏公村的新华书店买书，被一辆急行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当即昏迷，在治疗中被诊断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事隔几个月，陈景润乘公共汽车到友谊宾馆开会，车到站时被拥挤的人群从车上挤下，摔昏在地。从此，生活一直需要人护理。

1996年3月19日因病住院，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2岁。

家庭

妻：由昆（1951年- ) 1980年8月25日，由昆和陈景润在北京中关村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

子：陈由伟 ( 1981年12月生)

少年景润

30多年前，一篇轰动全中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数学奇才陈景润一夜之间街知巷闻、家喻户晓。1973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与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即“1+2”），把几百年来人们未曾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引起轰动，在国际上被命名为“陈氏定理”。他有着超人的勤奋和顽强的毅力，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数学研究，废寝忘食，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遭受疾病折磨时，他都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追求，为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事迹和拼搏献身的精神在全国广为传颂，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目中传奇式的人物和学习楷模。

在福建省三明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三明一中（前身为三元县立初级中学）全宗档案，历经55年的岁月风尘，它们仿佛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翻开第一号目录第三卷，透过其中几页薄薄的毛边纸，有些字迹虽然有些褪色，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三明留下的足迹：1945年2月升入三元县立初级中学，全班学生共有18名，修业年限定为三年；1947年1月，陈景润上完初二、上初三之前随父亲离开三元县返回福州。

有关陈景润高中以后的小故事和传说广为流传，但他在三明的求学过程和生活经历却几乎没有被提及。翻阅他的生平资料，里面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1938－1948年先后在福州市三一小学、三元县小学、三元县立初中、福州市三一中学及英华中学就读。”在寻找、发现、阅读有关他的档案资料过程中，笔者有幸了解到一些他少年时期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福州到山区

陈景润出生于1933年，家境优于乡间的普通百姓。正是由于家庭条件优越，他才有幸在当时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年代，接受着良好的教育。1938年，他先在福州仓山上三一小学，尽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战火绵延不绝，但这片外国人聚居的风景胜地，仍是处处浓荫匝地，鸟语花香。他专心读书，展现出不凡的慧心和悟性，念了两年，便开始跳级。

1943年12月10日，陈景润的父亲陈元俊调往三元县担任三元县二等邮局的局长后，为了一家人生计和生命安全，陈元俊将家眷带到了三元县，陈景润进入三元县一所简陋的小学继续读书。

趣味学习英语

当时的三元，四面是深山老林，野兽出没无常。破烂的县城一片颓败的木屋。由于他家附近缺水，陈景润便常和兄弟们一起到远处的地方挑水。他力气小，舀水的活儿归他，他很尽心尽力，干得一丝不苟。一边舀水，一边把英语译成福州俚话甚至是顺口溜，引得兄弟们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厦门大学上二年级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厦大师生到了龙岩，陈景润和一个叫沙鹏的法国教授关系很好。沙鹏教授娶了一位福州的姑娘为妻子，奇迹般地向夫人学会了福州话，陈景润小时候学过英语，可以用英语和沙鹏交谈，但结结巴巴，有时英语用不上，于是便用福州话补充。同学们赞叹陈景润很不寻常的英语功底，但怎能知道，他那趣味盎然而又不乏机智的学习方法，竟源于三元县的莽林野坳之中呢！

数学崭露头角

成名以后，陈景润写的《回忆我的中学时代》一文，把他读初二时各科成绩都一一写了出来。在三明市档案馆珍藏的学籍档案里，也详细记录着陈景润初二上学期他被评为优等生（学业成绩在80分以上操行及体育成绩到乙等以上者）及初二下学期期末的各学科成绩，好多门均名列前茅，其中：“国文72分，英语90分，代数80分（数学全班第二，最高分84分），化学95分，历史72分，地理81分，生理卫生85分……”这些，都成了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陈景润极为珍贵的史料。当然，他当时不会想到以后会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但“万丈高楼平地起”，中小学是基础，他正是从三元县开始起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未来，直至开拓了数论研究中一个崭新的时代。

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4的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被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著。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外语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做为新的起点，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可是，这个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商品分类，有的商品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被称为“痴人”和“怪人”。

师生情

稿件结缘

1956年，厦大李文清请数学所关肇直转交华罗庚一份稿件。华罗庚接到了这个和自己相似的、饱经苦难、经历沧桑的青年的来稿，看后十分惊喜地称赞这个青年，肯动脑筋，思考问题深刻。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和华罗庚一样家喻户晓的陈景润。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指导学生的方法是以自学为主，指定一些要读的书，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两周和学生谈一下专业。在一个权威人士的带领下，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探讨同一个课题，是华罗庚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十分显著的特点。生活关怀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贡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不同。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张宗燧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文革风波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派迟群找陈景润搜集华罗庚的黑材料，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其证据是，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但是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言中已经写到，“作者趁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

陈景润婉言拒绝了迟群。他单独找到华老的学生陈德泉，据实对他讲：“迟群要我揭发所谓的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陈德泉一下又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他试探着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盗窃你的成果？”陈景润果断地回答：“没有。”陈德泉暗暗舒了一口气：“那你就据实说吗，反正实事求是嘛。”

陈景润或许讲不出过高的政治理论，他也不会用华丽的词藻表达自己对老师、对祖国的爱，但是他的良知告诉他，搞科研没有错，尊敬老师没有错。他认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决不做恩将仇报的事。当有人再次来让他揭发华老师的剽窃罪状时，他断然拒绝了。来人威胁他：“我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陈景润坚决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证据，还要我揭发什么！”正是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陈景润保护了自己的老师，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后来，华罗庚和陈德泉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由于避嫌，华罗庚没有下车，他委托陈德泉问候陈景润。陈德泉回来后，转达陈景润的话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那回事。”

情谊永存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老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坐在一边的华师母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也是关爱有加的。1984年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激动与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华罗庚1985年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弟子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的最后诀别。

痛悼华老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悲哀，抱病的陈景润更是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的。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一左一右驾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隆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

永尊恩师

陈景润对他的恩师的评价是很高的。1973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称赞他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希望他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认为他在应用数学方面花了太多功夫有点可惜。

华罗庚很少评价他的学生，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学生，评价不当容易引起误会。他最多只是在个别谈话时偶尔讲几句。华罗庚曾单独对王元说过：“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当王元提起他学生的一些其它纯粹数学结果时，他仍然重复一遍：“最使我感动的是（1+2）”。

评价

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个就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