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国学人物
国学书院
国学专题
视频讲堂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 > 国学 > 国学人物 > 正文

竺可桢

竺可桢(1890.3.7--1974.2.7),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上虞县)。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21年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到1949年担任了13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1962年在南京大学建校60年之际题词“东南学府,为国之先。男女同校,唯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黉舍乃昌”。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生平简介

竺可桢是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竺可桢1908年入上海复旦公学求学,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出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学会于翌年成立。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为了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了浙大的所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2008年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评选中,与袁隆平、茅以升等一起获评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

往事略集

童年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15岁始),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读书。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冲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因计算错误而多算的部份,应清驻美大使梁诚的要求退回给中国,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 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科学救国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1925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夏季离校,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潜心著述,接连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重要文章。1926年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于此就地取材,成文《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他同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代表入组中国代表团,赴日参加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7年学校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同年秋,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

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成果

1959年,竺可桢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一篇是《向沙漠进军》。在他的倡导下,设置了六个治沙综合试验站。他三次深入沙漠考察,几乎跑遍了内蒙古、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沙漠。

据宁夏的同志回忆,1959年六七月间,竺可桢沿包兰铁路,到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视察。宁夏的风沙危害是他的考察重点之一。他到灵武、盐池一线调查,考察了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和沙坡头治沙试验站。沿途所见,流沙覆盖路面,威胁农田、水渠、公路和城镇。黄河沿岸的大沙丘,沙泻入水,增大了黄河的输沙量。竺可桢指出,起沙的人为因素是不合理的砍伐森林,破坏草地,过度开垦、放牧和打柴。治沙,首先要树立信心,保护现有草皮和林带。他说:“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沙坡头试验站是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建立的,3年内引种成功12种植物,固定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座7公里长的沙丘,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1963年,竺可桢上半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热带地区进行了考察,下半年又去宁夏中卫沙坡头、营盘水等地视察治沙工作。1965年8月,竺可桢放弃到北戴河海滨休养的机会,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工作,并进行大黑河荒地资源的调查工作。12日,他在途中看见居民滥伐红柳,很感痛心,与同行人员说,这是造成戈壁的重要因素:割去红柳,沙被吹来,便成了戈壁。当天他就向甘肃省科委提出严禁砍伐红柳的建议。

竺可桢领导了黄河中游地区、黑龙江、新疆、云南热带生物资源,华南热带生物资源,土壤、盐湖、青海甘肃地区治沙,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等10个考察队,考察地区占全国面积60%以上,所得资料填补了我国许多方面的空白。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与台湾之外的全国各省区。

竺可桢强调,对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抱整体观点、全局观点,要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意生态平衡,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否则将引起自然条件的退化。如对于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开发,竺可桢认为,草地只能作为畜牧区,决不能大面积开垦。否则,肥沃的土壤就要被吹蚀,导致土壤肥力的退化,甚至变为沙荒。他的这些意见,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197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中断了20多年的两国交往逐渐恢复,而科学家的来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面。1971年8月著名华人学者杨振宁首先回国省亲、访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也见到阔别多年的师辈与同窗,以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由此开始,众多的美籍华人学者不断回国访问,中国科学院的对外交往开始复苏。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又是许多著名华人学者的师长或老朋友、老同事,在这种形势下,他担负了许多接待工作。他们中间有李政道、赵元任、陈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等。竺可桢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向,探讨双边合作的可能与具体内容。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科学研究

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教育理论

论教育目的

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已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

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

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性。

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想,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

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

论大学办学

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的地方。

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

大学之使命有三:其一,希望造就完人。完人必具智仁勇三达德,而涵濡于六艺之中。仁者爱人,故其上者必其有所成仁,而忠恕次之。……其二,学有专长,而于大学中植其基。大学学生对各项基本知识,固应多所明了……其三,养成自己能思想之人,而勿蕲教师逐字释义。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教育的发达,学风的优良,在人不在屋,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

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

论大学精神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存亡盛衰。

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

论人才培养

毕业同学,应以学业为重,虽在社会上工作,亦应勿可忘记学习。

盖大自然即是一册完好教本,一粒花种种入于地,由发芽而至成长、开花、结子,若日日注意考察其生长状况,则所得何尝不胜读一册自然教本也。

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

学术成就

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竺可桢也是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者,物候学是他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组织起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早在1931年的《论新月令》一文里,竺可桢在总结了我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后,就倡议应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 年起,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便选定了21种植物、9种动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差不多全部农作物,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物候观测。保留有1934—1940年的7年记录,由于抗战期间不少地方停测,其中仅有1934—1936年的记录比较完整。比较正规和连续的观测是从解放后开始的。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1961 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可惜1966—1971年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1972年才得以恢复。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各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了物候观测。观测资料已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科学大众》1963年第1期的《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中发表文章《大自然的语言》,现被编入中学教学范文中。

竺可桢写了38年的观察日记,在逝世前仍不辞辛苦的完成了最后的观察日记。

求是精神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科学精神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分享到:
来源:网络综合  2015-05-09  5161 0

评论:0条评论内容请不要超过200字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城市联盟

上海市

重庆市

浙江省

山东省

黑龙江省

江西省

甘肃省

福建省

海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Copyright © 2011 chinaschool.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 07010518号

执行单位:中玉之天(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北京捷图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