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诞生

1904年秋，天津建成一所“私立中学堂”，其创办人为天津名绅严范孙(名严修，字范孙)。严范孙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因此人称“严翰林”。光绪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这位严翰林不仅学识渊博，并且思想开明。甲午战败，对他震动极大。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使他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早在戊戌变法前一年，他就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作是“戊戌变法之源点”。变法失败，他辞职回津。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家宅作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年轻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受过新教育，为人正直，虽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兴学救国。严范孙立即请张伯苓当自家的私塾老师。从此两位杰出人物携手合作，掀开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篇章。

张伯苓给5名学生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西学”课程。严氏家馆名气日高，盐商王奎章也慕名聘请张伯苓任家馆老师。从此张伯苓上午在严府上课，下午到王宅讲授。人们纷纷要求入学，严范孙和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1904年，他们仿效欧美的教育制度，在严馆基础上办成一所比较完备的中学。经费由严、王分担，张伯苓任监督。

严范孙热心办学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严、张在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上盖起校舍。因地名叫“南开”，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校名改称“南开中学”，严范孙任校董，张伯苓任校长。

“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

在严范孙、张伯苓主持下，南开成为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学校。学术空气自由，教学管理开明，实行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在全国赫赫有名。各地优秀生不远千里前来报考，周恩来就是1913年从沈阳考来的。这位15岁的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出众的工作才干，立即引起他的授课教员伉乃如的注意。伉乃如对严范孙、张伯苓说，这是一个天才，将来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张伯苓不止一次夸奖：“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严范孙见过周恩来后，认为这学生有“宰相之相”，是“宰相之材”。

张伯苓得知周恩来家境贫困，便给他找些刻蜡版和抄讲义的工作，好让他有点收入。周恩来入学第二年，校方就主动免掉他的学杂费——他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张校长还曾委任他当校长室助理秘书。

每隔几个星期天，张校长会邀周恩来到家里吃饭，通常吃的是最具天津特色的贴饽饽、熬小鱼。饭后，师生俩海阔天空地聊天，讨论社会问题、国家大事，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周恩来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往事，深情地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小鱼吃！”

周恩来非常活跃，入学不久便发起组织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主编《敬业》杂志，请严范孙为杂志题写封面。在严范孙和张伯苓倡导下，“南开新剧团”(新剧即话剧)于1914年成立。周恩来参加了新剧团，是团里骨干，既当演员，又任布景部副部长，有时还管拉大幕，常在校刊撰写有关新剧的文章。当时南开没有女生，剧中女角都由男生反串。因周恩来容貌俊朗，身材适中，多被分配扮演女角。

以演时装戏享誉京津的奎德社，一次演出根据南开新剧团剧目《一元钱》改编的同名时装戏。严范孙和亲友前往观看，并邀请周恩来同去。

1916年全校举行作文比赛，采用姓名密封式，由严范孙阅卷和选拔，结果周恩来获冠军。严范孙题写了一面“含英咀华”的锦旗作为奖品。

严范孙十分看中周恩来的人品与才华。他和家人有意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当时就读于北京贝满女中的16岁小女儿许配给这个出色学生。周恩来毕业前夕，严范孙向他透露了这一想法。但周恩来觉得自己还年轻，应专心读书，便委婉地谢绝了老先生的这番好意。严范孙思想开明，赞成并支持年轻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自由选择。这门亲事虽然未成，却丝毫没有影响师生二人的关系。严范孙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依然情有独钟，周恩来也始终如一地敬重和爱戴严老先生。唯一令人惋惜的是，那位严家女儿后来终身未嫁，于40年代末过早谢世。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获金质奖章与奖状毕业，报考公费留日。

南开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严范孙和张伯苓决定创办大学部。为办大学严范孙于1918年赴美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在东京短暂逗留。周恩来得知后马上赶来拜见恩师，陪同到公园观赏樱花，并亲手做菜请严老先生品尝。以后几日，他常去先生下榻的饭店，一次在饭店住下，师生畅谈到深夜。严范孙告诉他，大学部即将成立，欢迎他回南开深造。母校的发展令周恩来欢欣鼓舞。严范孙离开东京时，他和南开留日同学一起去送行。

为不辜负严老先生的期望，周恩来于1919年春赶回天津。严范孙、张伯苓同意他免试进入大学部文科。金秋时节，严范孙在家宴请范静生、黄郛和张伯苓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又一次邀周恩来参加。如此器重一名学生，堪称罕见。

严范孙资助周恩来出国

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当被捕者出狱后，张伯苓迫于省教育厅的压力，开除了周恩来。周恩来顿时陷入失学失业的困境。开除周恩来引起众多师生不满，例如，张伯苓的妹夫、南开庶务主任马千里认为南开是私立学校，本可顶住教育厅的压力不从命，因此十分气愤，坚决辞职。严范孙出于爱才，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名学生出国深造，并写信托付驻英公使顾维钧照顾二学生。于是周恩来在1920年11月，怀着对南开的一片深情，踏上新的征程。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刚万分感激严范孙，1922年春节期间专程赴津，面谢严范孙。

一到欧洲，周恩来就投身革命活动。这时有人劝严范孙不要再资助周恩来了，严范孙却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资助周恩来。

1920年代，严范孙协助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女中部和小学部。到1928年，南开系列学校全部建成。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南开校父严范孙于1929年与世长辞。《大公报》发表社评，称赞他“不愧为旧世纪的一代完人”。

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恩师。抗战期间在重庆，他对张伯苓说想要一张严老先生的照片。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为他冲洗了一张严范孙照片。周恩来端详着照片，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啦，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士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后来周恩来又称赞严老先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1959年周总理到南开大学视察，午饭时向在座的老校友们感叹：“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同时指示要整理他的日记，好好研究他的教育思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总理和邓颖超每到天津，都要去看望严老先生的后代，嘱托严范孙之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并将他安置到天津文史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张伯苓、周恩来在重庆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情况紧急。国民党中央考虑到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便想请张伯苓去劝说张学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给张伯苓拍来电报称：“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道。”

张伯苓马上飞抵南京。这时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伯苓由衷欣喜，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返津后在全校的庆祝大会上讲道：“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抗战前，张伯苓深知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已引起日寇仇恨，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于是1936年建成重庆南开中学。“七七”事变，南开被炸，张伯苓正在南京。噩耗传来，他心如刀割。蒋介石十分敬重张伯苓，当即向他保证：“有中国就有南开！”这句话感动了张伯苓。从此他真诚愿帮蒋介石挽救贫弱的中国，希望南开能在政府支持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抗战期间，南开大学部南下长沙，中学部迁往重庆。张伯苓将大学工作委托给校秘书长黄钰生，自己长驻重庆。那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张伯苓的住宅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

周恩来1938年底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还给重庆南开师生作《抗战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

一次，周恩来同南开校友、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发生激烈辩论。张校长说：“我看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不吵了，中国就好啦。”

“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周恩来回答。

有时周恩来也同校长开开玩笑。一次他忽然严肃地对校长说：“我对南开有意见！”张伯苓连忙问有什么意见，准备洗耳恭听。周恩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当年演戏，为什么总让我演女的！”说罢，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张伯苓听了也发出爽朗的笑声。

1944年10月17日重庆南开举行校庆活动，那年正是张校长68岁生日，南开校友和重庆军政要人纷纷前来祝贺。周恩来赶到后，见校长家有一个四川山路使用的交通工具——滑竿，便请校长坐上去，让站在旁边的南开校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张劢生过来，两人抬着老校长走了一圈。在场的人鼓掌欢呼……第二天，重庆南开的壁报上出现了一首打油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1948年5月，蒋介石一连给张伯苓发来三封电报，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始终没答应。一个月后，蒋介石写来亲笔信再次敦请。见到这封信，重友情、讲义气的张伯苓感到盛情难却，勉强允诺。7月到南京就任，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对蒋介石的幻想开始破灭。11月离开南京，隐居重庆。1949年，天津、北京、上海和南京相继解放。在他最彷徨苦闷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寄自香港署名“无名氏”的信，信中写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张伯苓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与保护。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退守重庆，在飞往台湾前夕，亲自登门请求张伯苓去台湾。而张伯苓记住周恩来的叮嘱，谢绝了蒋介石。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张伯苓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十分钦佩，将重庆南开献给政府。他向已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后又表示想回北方。1950年5月周恩来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的寓所。周恩来常来看望，师生二人同从前一样，推心置腹地交谈。张伯苓说：“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又说：“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好，例如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就十分英明，我双手赞成。另外，对消除贪污和搞经济建设，我也一百个拥护！”

张伯苓很想念南开，但周恩来要他等局势稳定些再离开北京。9月中旬，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临行前，周恩来设宴欢送，问有什么困难？在座的张伯苓长子为父亲曾当过考试院院长流露出忧虑，周恩来说：“放心好啦，我给天津写信，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周恩来嘱托南开校友、天津市长黄敬关照张伯苓。然而到了基层却有阻力。抵津第二天，张伯苓回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很冷落，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没多久负责人就说要在这儿开会，张伯苓只好出来在校园走了一圈，但没见到一个学生。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南开校庆日，张伯苓也未能获准参加南开中学的纪念会。

校庆那天张伯苓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这里的接待比较热情。可是当时校内正搞“思想改造”运动，见熟悉的老教授们一个个在“过关”，他很不理解，心中产生了难言的苦闷，从此不愿再去学校。三个多月后，1951年2月23日晚，张伯苓病逝。

周恩来吊唁张伯苓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恩来专程从北京赶来吊唁，向校长遗体三鞠躬，慰问师母，亲自过问后事的安排。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恩来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他还说，校长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台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这番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周恩来献上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  学生周恩来敬挽”。在办理校长后事时，由周恩来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

周总理的谈话和举动使人们打消了顾虑，约有两千多人前来吊唁和送葬。

张伯苓逝世后，周恩来一直关怀师母。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特地送去500元，并嘱托天津有关部门给予照顾。

如今，南开大学校园内有个美丽的小花园，里面分别耸立着严范孙和张伯苓的铜像。距两座铜像不远，与小花园遥遥相对、在红花绿柳掩映下的马蹄湖中心岛上，有座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严范孙和张伯苓能同自己最钟爱的学生永远相伴，他们的在天之灵定会非常愉悦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