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推尊汉学的学术语境中，宋儒备受讥诋排讦，学人多斥其治经尽废训诂，空究义理。如阎若璩云：“古来相传训诂之学，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程恩泽云：“宋人弃训诂，谈义理，自谓得古人心，不知义理自训诂出。”依此类訾议，宋儒于训诂学非但无济益之功，反有戕害之过。平心而论，在训诂上，宋儒虽然不及汉人之专门、深粹，但也并非毫无作为。今对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与实践略作考述，以见宋儒于训诂亦有精胜之处。

朱熹于治经固然重视义理，但也不废训诂，认为语言文字训释是解经之始事，是义理推索的基础。他曾说：“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晦庵集》卷31）“以训诂字义随句略解，然后反求诸心，以验其本体之实为如何。”（《晦庵集》卷48）朱熹平生解经，于训诂亦甚致思用力，自谓“勤劳半世，汩没于章句训诂之间”（《晦庵集》卷54），“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朱子语类》卷72）。综览朱熹解释经典的具体个案，他在训诂方法与手段的运用上也多有精妙、成功之处，足可为后人所借鉴。兹撮述数端如下以明之：

寻察文势语脉。朱熹一向主张依循文势语脉解读经典，说：“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朱子语类》卷10）在解经实践中，他也总是深察文势，细寻语脉，力求对经典作出贴合具体语境的诠释。如，对《孟子·公孙丑上》中“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的句读、文意，朱熹的看法异于汉代赵岐。赵氏读其中“至大至刚以直”为一句，“养而无害”为一句；朱熹认为“至大至刚”当读为一句，而“以直”连下四字读为一句，是就养气工夫而言，理由是：“文势当如此说。若以‘直’字为句，当言‘至大至刚至直’。又此章前后相应，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缩’，后言‘配义与道’。”“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属下句，不是言气体，正是说用工处。若只作‘养而无害’，却似秃笔写字，其话没头。观此语脉，自前章‘缩’‘不缩’来。”（《朱子语类》卷52）朱熹的意思很明白：从文势上看，“以直”因其“以”字与上文“至”字不相类，故无法串合于“至大至刚”，但可与下文四字相缀连；从语脉上看，“直”字与上下文中“自反而缩”、“配义与道”的“缩”、“义”相通相应，是“说用工处”而非“言气体”，故应与言养气工夫的“养”字相联属，否则，不惟“直”字与上下文意失去照应，而且“养”字悬空而出，显得突兀无端。朱熹如此句读、解析，当可信据。清人周亮工《书影》谓此属于“句读改正当从者”。

比较互证，以类而推。朱熹有言：“《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向后看时，更不似初间难，亦可类推也。”（《朱子语类》卷118）又云：“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朱子语类》卷11）；“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晦庵集》卷59）且看其解经实例。《礼记·曲礼上》：“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对前二句，朱熹论曰：“取于人，此与《孟子》‘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语意相类。‘于人’者，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来而我引取之也。”（《晦庵集》卷50）依朱熹此论看去，欲求《礼记》此二句之义，先须弄清其中“取于人”“取人”的语法结构；其结构分别与《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的“治于人”“食于人”、“治人”“食人”类同，而《孟子》“治于人”“食于人”显为被动结构，“治人”“食人”显为动宾结构，故举此类而推之，知《礼记》“取于人”“取人”亦各如之。明乎此，句意则是：礼，听说是被人取以为法，没听说是引取他人来学。

稽考文献资料。朱熹曾盛赞何叔京治经为学能“贯穿经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资以相参伍”。而他也是这样，解经能博资群书，稽考相关资料以通训诂。其所稽考的资料主要有：1.辞书训释材料。如《论语·乡党》：“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其中“侃侃”“訚訚”，古注分别释为“和乐之貌”、“中正之貌”。朱熹查考辞书，乃采《说文》之训以为注：“侃侃，刚直也。訚訚，和悦而诤也。”2.古今注疏资料。朱熹撰《四书集注》，曾于古今注疏旁搜博采，“自汉以下至于两宋凡得五十多家。单就《论语集注》言，亦得三十余家。训诂多用《注》《疏》”（钱穆《朱子新学案》）。3.典籍正文材料。如《论语·乡党》：“过位，色勃如也。”朱熹注：“位，谓门屏之间，人君宁立之处。”朱熹述其作注之理由：“古者朝会，君臣皆立，故《史记》谓‘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君立于门屏之间。”（《朱子语类》卷38）可见，朱熹通过钩考《史记·商君列传》中“秦王一旦”云云，明乎“古者朝会，君臣皆立”的典制，才对“位”字作出了如此精确的注释。

据义理以辨文义。《大学》中“格物”一语的解诂，在宋代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时人有以“接物”训之者，朱熹则不以为然。他从认识论上辨析义理，认为《大学》所言“格物”是强调穷究事物之理而至其极，以获致一种深刻而全面的认识，遂据以认定训“格物”为“接物”实有未安，其病在“于究极之功有所未明”（《晦庵集》卷44），当训之为穷尽事物之理。

以上对朱熹解经通训诂的情况，作了举例性的简述，可见宋儒于训诂亦颇措意，且不乏其善。由此，我们觉得清人俞樾的看法较平允：“世谓汉儒专攻训诂，宋儒偏主义理，此犹影响之谈、门户之见。其实汉儒于义理亦有精胜之处，宋儒于训诂未必一无可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