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画的择色十分特殊，西方用色，时时在变，从未有千年一色的怪事。而中国选择“水墨”，自唐至今，执守不变，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性的共识，尽管每个画家用墨之法各异，却始终离不开这“黑”的涯限。研究现象诚然重要，而探索“思想”也有价值。数十年来，画史研究有潘天寿、俞剑华、郑午昌等的洋洋宏著，近人又有王伯敏氏推出画史，成绩斐然。而思想史、批评史这类，单篇短札虽时有见于刊物杂志者，长篇专著却付阙如。此或因画家多注重于技巧、风格的传承、兴替，而忽略思想和观念。今之画家在习画的过程中，并不将“读书”放在第一位，于经史罕有涉猎，故研究思想史势必难作画外考察。比如，中国画的“空白”，石涛的“一画”，谢赫“气韵生动”，便不易在画内求解。

《老子》中用的最频繁的虚、无、静、默之类，凡此在语义与哲学精神上，无不与黑白相通。“大象无形”，与十四章所说“无状之状”“无物之物”的精神是相谐不悖的。这些言论暗示了黑与白的无边、无际、无限的表现力。简言之，一无所有的黑与白，是拥有一切，无所不包的。

中国画最终走入水墨的玄界，其美学精神是早已“规定”了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强大驭控力导迫着绘画选择与自身同一“血型”的色种。文人们称书、画曰“墨戏”。这“戏”，不是市俗人间的悲欢离合，而是精神的游戏、理性的游戏、“玄”的游戏。他们遨游在玄妙的“空”之灵界，与“道”同体，委实“逍遥”之至。

以黑白构染成像，是中国画用色的鲜明特色。但这“白”，不是颜料所加，而是纸的色。在三棱镜下的色光光谱，白为“100”，而黑为“0”，亦即处于两个极端。我们祖先虽不能以科学手段测得黑白的光度，但在实用上却得此精神。潘天寿先生云：“黑与白为至明朗、确实之对比，又为至高雅、质朴之配合，吾国绘画以黑与白为主色，即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又曰：“于黑白之外，又常配以醒目之红色，黑白红相间远从彩陶始，极具古厚之意趣。民族性格使然。”（引自《潘天寿谈艺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潘公凯编）实用既在远古，而理论却构建在汉季。《汉书·艺文志》著录之阴阳五行家著述，凡1300余卷，占其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仅此可见其流行之盛。汉人以阴阳五行解色彩之构成、变化、性质，于无意中，竟奠定了我国绘画色彩美学的原理。加之，其时虽独尊儒术，而黄老之学反大流行，在精神上，处于两极的黑、白最通玄学之门。黑白为阴阳之色征，故后世的太极图，其阴阳鱼即以黑白为色，而“黑”为玄道之象征，“白”又与空无、虚静相通。在诸色中，黑、白最具玄理。

书画的空白前人论述已多，倘不从哲理入手去破译它，徒知以西方美学来加以分析，则必不能揭示本土艺术的美学精神。“空白”是“无”，是“寂”。空白展示了在寂无中无限开拓与博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