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其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影响，空前绝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并与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为清初四大家。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十九岁的黄宗羲“袖长锥，草疏，入都讼冤”，击杀狱卒，哭祭于诏狱中门，浩气震动内外，崇祯帝叹称其为“忠臣孤子”。归乡之后，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十年后，在南京参与一百四十人公布《留都防乱公揭》，揭发阉党阮大铖的祸国殃民之罪，遭到残酷镇压，亡命日本。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弘光政权崩溃，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清军入关后，黄宗羲招募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在余姚举兵抗清，达数年之久，鲁王政权授以监察御史兼职方之职。在配合张煌言进行复国活动失败后，漂泊海上，至顺治十年（1653）始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

黄宗羲为学领域极广，成就宏富，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释道无不涉猎，而史学造诣尤深，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他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征实可信。在哲学上，认为气为本，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但又认为“心即气”，“盈天地皆心也”。在政治上，他从“民本”的立场深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不如无君，主张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建立万民的“天下之法”。他还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他精于历法、地理、数学以及版本目录之学，并将其所得运用于治史实践、辨析史事真伪、订正史籍得失，多有卓见，影响及于整个清代。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学术成就

一、“气”一元论的哲学观

黄宗羲推崇先师刘宗周的“离气无理”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他和罗钦顺、刘宗周一样，主张“盈天地间皆气”之说。他认为：“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主物。”（《孟子师说·浩然篇》）“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太极图讲义》）就是这一气的运动，由动静而阴阳，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成四季和万物的生长收藏。“气”是万物的本原，不论在时间上、空间上均为无限，坚持了“气”一元论。

其二，他主张“离气无所谓理”。他认为刘宗周的“离气无理”说与宋儒的“理为先天”说是“南辕北辙，界限清楚，有宋以来所未有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他坚持理为气之理，并据此批评薛瑄所主张的理气无先后之分说和理为主、气从理的观点。他认为“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并指出理气都在变化，“日新不已”，故均有聚散。他也批评了曹端的分理气为二的观点，指出“浮沉升降者”为气，“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是为理，故而“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

其三，由上述出发，主张“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的道器论。他说：“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天者，万物之总名，非与物为君也。道者，万气之总名，非与器为体也。”（《子列子行状》）

其四，以“气”一元论解释心性关系，批评罗钦顺的心性论之以性为体、以心为用。他把理气、心性、性情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三者皆本于一。与气生理一样，他主张心生性，故而心是体、性是用，而“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改造了王学，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但黄宗羲在强调理气、心性、性情的“气”“一本”之同时，又说“盈天地皆心也”（《明儒学案序》），赞赏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又力图把气与心统一起来，显示出其不彻底性，而成为二元论者。

其五，黄宗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赞成神形随灭的神灭论。他对鬼神迷信、无稽方术、佛教轮回等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并力图用当时的科学认识去解释自然界的一些令人“大惑”的现象。

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对宋明理学的总结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十五年（1676）完成的一部学术史著作，共62卷，立自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以至东林、蕺山等17个学案，详细记述了明代理学各家的行状和思想学说，论述了各学派的源流演变和特点。继而，黄宗羲又以20年时间编纂《宋元学案》，惜不及成书而逝世，后经其子黄百家、私淑北子全祖望续修，至清道光间由王梓材、冯云濠校定为百卷并定书名。全书立案91个，其中黄宗羲所立59个，详细论述了宋、元时期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两书论述了宋明理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分析了理学家的学统师承关系，是我国最早的学案体的宋明理学史巨著，也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系统总结宋明理学史　两书客观地、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大体分为发端、确立、传衍、分派、合流、演变等阶段。北宋初，胡瑗、孙复开义理说经之风，倡“明体达用之学”于苏湖、齐鲁，是为宋明理学之开端。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二程阐发“性道微言”，弘扬孔孟正学，创立濂、洛、关学，奠定理学的基础。及至南宋，朱熹集二程以来洛学之大成，故学者以程朱理学并称。与此同时，陆九渊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别立心学一派，经元代朱陆合流，其学式微。明初陈献章承其余绪，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至明中期王守仁集陆九渊以来心学之大成，故学者以陆王心学并称。宋明理学之发展演变史，即程朱、陆王两派的兴衰史。而两派的学统均渊源于濂洛之学，故自南宋以来，和会两家学术异同之风始终存在。明中期后，朱学走向词章之弊，王学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按地区而分王门为浙中、江右等派。至于晚明，王学禅化之弊益显而走向末路，出现了修正王学的倾向以及以朱学批评王学的学派。刘宗周出于王学而超越学派，评判心学之短长，故以蕺山学案为卷末，肯定了刘宗周为明代王学之殿军。《明儒学案》对于出自王门而又别立学派的泰州学派和反理学的王廷相、吕坤等人，也各立学案，显示了当时的学术面貌。二书的编纂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宋明理学作了总结。

“一本万殊”与“会从合一”的方法论　黄宗羲以“气”一元论的哲学观为基础，建立了“一本万殊”和“会众合一”的方法论，作为经史学术研究的准则。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同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故他在两部学案中能够做到兼综百家、兼容并包、分别立案，以反映宋明理学史的全貌。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上也是兼收各派。这正是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可贵之处。他在“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的整理分析中，集百家的学术思想，以求得出符合客观的和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真貌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会众以合一”。他以“穷经”为例，说明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必须由“穷经”而归纳出正确的“合一”的观点。同样，在百家的言论思想中，采得精华以为主流，以总结和揭示时代的精神。由于“一本万殊”、“会众合一”方法论的正确，黄宗羲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科学等诸多学科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对宋明理学的总结，至今仍为研究宋明学术史不可或缺的宝贵巨著。

“经世”宗旨和批评精神　黄宗羲遵循他父亲黄尊素“经术所以经世”的遗训，毕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除了他的《明夷待访录》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社会思想的治世宗旨外，在学术上他提倡研究学问必须着眼于现实社会，这正是对泛滥于当时的空虚学风的否定。黄宗羲出自阳明王学、渊于蕺山师说，而又改造王学，有其独到之处。他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称颂其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但他还兼综百家、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各家文献，立足于经世之需，公道地评判朱学和王学的流弊。他主张：“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别标宗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他站在总结宋明理学的高度，从历史的、现实的需要出发，力图确立一个评论学术是非的客观标准，这是难能可贵的。尤为突出的是，黄宗羲出自王学，但无门户之见，能针对王学末流走向空虚的“时风”、不务“工夫”、空谈“本体”、不务实学而“别标宗旨”的流弊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同时，他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也作了一些改造。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这个命题认为，每个人都先天有一个“一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良知”（即他说的是非之心），只要充分发挥这个“良知”的作用，就能认识、改造世界，就能治国平天下。黄宗羲对这个命题表示了异议。他指出：“致良知”说，是在阳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后又经过弟子们的辗转述说互为讹误，已“非复立言之本意”（《姚江学案》）。这种解释虽说似有为阳明辩解之意，但却也明显地表示了他本人对“致良知”说的否定态度。对于阳明心学心是本体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他把“工夫所至”与“心”相结合，也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发挥心的作用，这才成为本体，实际上已经对阳明的“良知”之心进行了改造。同时他又指出要由内向外，要人们用心去接触“万殊”客观现实，通过耳目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心去思索，才能有“知”。他说：“世人之心，离了事物更无泊处，只得循于耳目。”（《多是人也章》）他又进一步提出“知”（“巧”）是产生于“行”（“熟”），说：“规矩熟而巧生，巧即在规矩之中，犹上达即在下学之中。学者离却人伦日用，求之人生以上，是离规矩以求巧也。”（《梓匠轮舆章》）这不但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完全相左，而且把学术与“人伦日用”紧密相连，反映出学术宗旨的新趋向。黄宗羲还处处提倡实行，把学术与事功统一起来，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务博综、尚实证，抨击当世儒者以伊、洛门下的“语录”为本，欺世盗名、置国难民生于不顾的空虚学风。梨洲之学是为经世实学，无论是他的政治、社会思想，抑是他的经史之学的研究，都深深植根于为现实社会服务。他的独具匠心的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总结了宋明理学，并开启了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他的《明夷待访录》，通过对明朝覆亡的教训，抨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并指出：天下的治乱，并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表达他为“万民”而斗争的思想精神，闪烁着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光彩，成为实学高潮的巨浪。

三、诗文

黄宗羲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其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张煌言坚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从容就义；明末遗民余若水隐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难一投老穷荒,“出没瀑声虹影之间”，黄宗羲都为他们写墓志。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作为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代表，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现实而又跨入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西方学者将他同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相提并论，赞为十七世纪升起在东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黄宗羲积极变革的主张，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揭露与批判，以及他所倡导的学术“经世”的观点等等，都给当时政治、经济和学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