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西汉初年薛（今山东滕州南）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秦朝时被征为特诏博士。西汉初年，叔孙通与诸儒生杂采古礼及秦制，共立朝制礼仪，因时制宜地将儒家学术运用于社会政治现实，使最高统治者意识到儒学的作用，从而对汉初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叔孙通列传》中，誉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人物生平

叔孙通初为秦待诏博士，后被秦二世封为博士。见秦将要灭亡，逃回薛城旧地，归附正在盘踞薛城的项梁。项梁败死定陶（今山东西南部，万福河上游）后，通跟随楚怀王。怀王为义帝，迁至长沙，通留下侍项羽。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率领诸侯军队攻取彭城（今江苏徐州），通转投汉军，并举荐勇武之士为汉争取天下。汉王拜其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王高祖统一天下后，在定陶被诸侯尊为皇帝，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召儒生与其共订朝仪。

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王大臣都依朝仪行礼，次序井然。叔孙通所订朝仪简明易行，适应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他因功拜奉常，其弟子也都进封为郎。

高祖九年，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祖欲废太子刘盈，通以不合礼仪劝阻，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惠帝即位后，使制定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

大智若诎　拟订仪乐

叔孙通善于观察、反应灵敏、处事果断，是一位关注社会的学者。秦时虽被征召入宫，但他不满秦朝的暴政，一面与统治者周旋以自保，一面密切注意天下形势的变化，准备择主而事。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很快攻克陈（今河南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大家对此事有何看法。博士及儒生三十多人直言不讳道：“作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绝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去攻打他们。”秦二世听惯了粉饰太平的甜言蜜语，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统治下，居然会出现臣下谋反的事件，当即脸色骤变，朝廷上的气氛霎时变得十分紧张。叔孙通见实话实说会有杀身之祸，急忙上奏道：“这些人全是胡说。现在天下已经合为一家，各郡县的城墙都毁弃掉了，兵器也都毁作了农具。况且天子圣明，法令具备，人人守法，哪里有人敢再谋反。那些人不过是一群强盗，只要郡守县尉们去捉拿他们就足够了，何劳您烦心呢。”一席话说得秦二世眉开眼笑，但他仍不罢休，又遍问在场的博士儒生。可怜那些坚持原来观点的诸生，都被下狱治罪；而那些附和叔孙通的儒生，则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叔孙通因其机智的劝解得到皇帝的赏赐，还被拜为正式的博士。后来他认识到呆在咸阳城内，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偷偷地跑回自己的老家薛地，投奔到项梁的麾下。项梁兵败定陶后，叔孙通便到楚怀王身边任职。楚怀王迁徙江南后，叔孙通又转到项羽的麾下。汉高祖三年（前205），刘邦攻克项羽的根据地彭城后，叔孙通又投降了刘邦，开始为汉朝的建立和发展出谋献策。

叔孙通不仅通晓矛盾转化的玄机，而且又善于等待时机，是一位饱学多识的智者，很快得到刘邦的赏识。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一统天下，加冕称帝，西汉建立。起初，因大家痛恨秦朝的苛政繁仪，刘邦遂把所有的礼仪都废除了，不料这反生出了许多弊端。刘邦的部下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有些还是刘邦小时候的朋友，相互之间没有约束，如今又成了功臣，更没有什么顾忌了。宴会上，群臣称兄道弟，无拘无束，有的醉态百出，不成体统，有的狂欢乱舞，有的拔剑击柱，有的胡言乱语争功自傲。此时群臣的形象令刘邦非常生气，担心后患无穷，可又不好惩办他们。

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地进谏道：“儒生们难与进取，却可与守成。我愿去鲁地召集一些儒生，与我的学生们一起为陛下制定朝仪。”“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是叔孙通在深谙儒术、儒生特点的基础上，对儒者、儒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这一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汉高帝说：“怕只怕像过去那样繁琐难行。”叔孙通说：“五帝时，每个时期的音乐都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礼仪差别较大。礼仪的制定要考虑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人情世故，所以和前代相比，三代的礼仪有的增，有的减，互相有异。我愿意把古代的旧礼和秦时的朝仪混合起来，订立一种新的礼仪。”汉高祖说：“你不妨试一下，但一定要通俗易行。”

受命后，叔孙通立即到礼仪之邦的鲁地聘请儒生。其中有二人不肯应聘，还当面嘲讽他说：“你多次易主而事，取得亲近、显贵靠的都是阿谀奉承。一个王朝一定要经过一百年言行道德的教化，才有条件兴礼乐。如今天下初定，你却要制定礼乐法规，无非又是想讨好皇帝，太不符合古训了。我们决不会与你同流合污!”对这些泥古不化的人，叔孙通一笑了之：“真鄙陋，一点也不懂得时世的变化。”

叔孙通与鲁地征聘的儒生以及他的弟子们一起拟定了上朝的仪式，然后到郊外空旷的场所进行实地练习，史称“绵蕞习仪”。一个多月后，基本要领已非常纯熟，于是请刘邦前来检阅。看到这套仪式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皇帝要做的又极其简单，刘邦于是欣然允准。下诏群臣必须尽心练习，为十月举行朝岁大礼作好准备。

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赶往长乐宫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天还没亮，宫中侍官就按次序把大家引入殿中。殿上早已陈列好了仪仗，只见卫官张旗，郎中执戟，分左右站立在殿前台阶两旁。功臣列侯、将军、军吏等武臣按等级次序面向东站在西边，丞相以下的文官依次面向西站东边。大行宫们也按身份尊卑分为九级，肃立在御座两旁，专门负责逐级上传下达奏章和诏令。在一片静穆中忽然传来司仪的一声高喊，紧随着侍卫官们接口相传的吆喝声，汉高祖乘辇车从里面出来，面南背北地坐在龙椅上。这时大行宫们依次传下令来，诸侯、丞相、列侯及俸禄为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们逐班以小步轻声快行入殿，向皇帝跪拜祝贺，一个个诚惶诚恐，十分肃敬。接着大家共进筵席，大臣们仍俯身仰望，不敢平坐正视皇帝，然后按身份尊卑先后向皇帝祝酒。酒过九巡，司仪宣布罢酒。自始至终，酒会上没有人敢大声喧哗，也没有狂饮失礼的场面出现。刘邦见此很是高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好处!”在这里，朝仪不但充分显示出礼对人的严格限制与强大的束缚力，而且表明了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真是到了“出乎礼则入乎刑”的地步。叔孙通在刘邦需要树立皇帝权威的关键时刻，使文化素养较低的刘邦直观地感受到儒家礼制的独特功效，意识到儒生的用处，从而为儒家学术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刘邦高兴之余，拜叔孙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这不仅是对叔孙通个人的赏识，而且是对儒生和儒术的认同。汉高祖九年（前198），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汉高祖打算让刘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上书道：“晋献公因宠幸骊姬，废掉太子立了奚齐，招致晋国几十年的大乱；秦始皇因没早立扶苏为太子，致使赵高利用欺诈伎俩立了胡亥，结果自取灭亡。现在太子仁义忠孝，这一点天下人人皆知。况且吕后与陛下是患难与共的夫妻，你怎能背弃她呢!如果陛下一定要废嫡立庶，我宁愿先死。”说着就要拔剑自刎，汉高帝见状慌忙制止，搪塞道：“你不要当真，我只不过是随意说着玩的。”叔孙通却不肯让步，说：“太子是天下的根基，根基一动摇，整个天下就会震荡，你怎能拿此事为儿戏呢?”后来，张良又设计让刘邦看到他长久以来想延请而不肯来的四个隐士却在辅佐太子，终于使刘邦放弃了废黜太子的念头。

据《汉书•魏相传》记载：叔孙通还制定了天子衣服之制。为使天子行朝仪、宗庙礼乐和婚礼时更加威武庄严，并合乎天地四时气候的变化，他曾与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一起上奏道：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天子所穿的衣服，应当上法天地之数，中得万民之和。所以自天子、诸侯、列侯，下及万民百姓，都应效法天地，顺从四时，使国家大治，身无祸殃，而年寿永久，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这一奏议，立即得到汉高祖的赞同。此后，中谒者赵尧、李舜、倪汤和贡禹“四人各职一时”，制定了天子服饰制度。

此外，对于婚姻嫁娶之礼，叔孙通也极为重视。惠帝娶妃时，叔孙通曾为他制定婚仪，称为“六礼”，即结婚的六道程序和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同时叔孙通又认为，亲迎这一仪式对于皇帝而言可以例外，可让上卿代为迎接。这一点，在王复的《五经异义》中可以得到证明：“高祖时皇太子纳妃，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据唐朝杜佑的《通典•礼十八•天子纳后妃》记载，惠帝娶妻时就经过了“纳采”这一程序：“汉惠帝纳后，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六礼”充分体现了婚姻嫁娶的严肃隆重，一切必须依礼而行。这对于整顿社会秩序、维护人伦纲纪具有重大意义。

叔孙通根据秦朝留下的宫廷乐队的编制情况，吸收乐人的意见，创制了汉代的礼乐，体现了古今结合、雅俗共赏的风格。《汉书•礼乐志》记述了在宗庙祭祀活动中，音乐配合仪式的情况：随着庙门打开，乐队奏起热烈欢快的《嘉至》曲，欢迎各路善神光临，很像古代的降神之乐。接着皇帝进庙门，奏《永至》曲，节奏缓慢庄严，皇帝依着乐曲节拍走步，以显示威严和虔诚，很有古时《采荠》和《肆夏》曲的风格。当祭祀用的美味肉食端上来时，则有轻柔优美的《登歌》乐伴奏。渐渐地乐声越来越轻，只听得皇帝引吭高歌，独唱出颂词祷文，为的是能使神灵和祖宗听清每一句祝祷之词，其音调犹如古时候的《清庙》之歌。接着又奏《登歌》直到礼毕，最后演奏《休成》之乐，这是一曲赞美神明、欢送神灵仙归的颂歌。祭祀结束后，皇帝再移坐东厢房喝酒，以《永安》乐伴奏，赞美祭祀之礼圆满完成。在这里，不仅宗庙祭祀的程序，并且《嘉至》、《永至》等乐歌也是叔孙通制定的。

叔孙通不仅帮助汉朝整理了朝纲，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而且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家儒宗　名垂青史

叔孙通随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始终没改变的是儒家的信念和迈入仕途的决心，从而为汉初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为朝廷网罗和培训了一批懂儒家礼乐的人才。叔孙通归汉时，随他投奔汉王刘邦的儒生弟子就有百余人。为了制定朝仪，他又奉命征召鲁地诸生三十多人，他还曾经教导皇帝左右的官员学习礼乐。因此，叔孙通为汉初朝廷网罗和培训了一批懂儒术、特别是懂儒家礼乐的人才。这些人又大部分被皇帝任命为郎官，这使汉初官吏队伍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汉初朝廷儒生不多的情况下，这部分人显然成为一股不小的势力，对于扩大儒家在朝廷和上层社会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于儒学的复兴。正因为叔孙通懂“古礼”，地位高，其儒生弟子又多活动于朝廷，所于被推上“汉家儒宗”的地位。

其二，弘扬了传统儒学中的礼治学说。叔孙通制定朝仪时，“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汉书•礼乐志》）。所谓“古礼”，显然是指先秦儒家的“礼”。他制定宗庙仪法时，同样会“颇采古礼”。为此，范晔说，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适物观时，有救崩敝”。（《后汉书•曹褒传》）当叔孙通所制定的朝庙礼仪法度在汉朝实行后，其中儒家的古礼自然会流行于汉代。随着儒家礼仪的流行，儒家礼仪所蕴藏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礼乐思想，就会对上流社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叔孙通的礼仪活动和思想，对汉初礼仪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两汉时期儒学盛行、礼制完备，奠定了基础。对后来封建时代的礼仪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以及礼法结合的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均有极大影响。

其三，对儒学进行积极的改造。过去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际上这种改造在汉初就已经开始了，叔孙通即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伺机用其所掌握的儒家学术影响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即致力于儒家学术与皇权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结合。他通达时变，知当世之要务，能够“圆通顺应”，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性格，积极地改造儒学，使儒学的宗旨与功能逐步为汉初君臣所认识，因时制宜地将儒家学术中的有关部分运用于社会政治现实。正由于他对儒学的改造和变通，儒学的价值才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儒学也渐次步入统治思想的殿堂，最高统治者才意识到儒者、儒术的作用，从而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为儒学争得了一席之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学的改造，不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是一种积极的、自发的改造，因而去掉了陈朽迂腐的一面，还原出其质朴无华的本色。

其四，促进了儒学的复兴。《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齐。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的独特作用在于使尊卑上下明若黑白，人们的等级高低都有其鲜明的外在标志，从而保证下不犯上，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对于礼的这种妙用，刘邦原来并不了解，或者说是不屑一顾。但他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尊严便必须通过礼仪来完成。叔孙通正是在刘邦完成由一介草民到至尊皇帝的转变、需要树立权威的关键时刻，大显身手的。叔孙通在西汉初建的混乱时期及时地创编了一套既保留传统精华又适应时尚风俗的礼乐制度，起了整顿封建秩序，巩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从而跻身于西汉开国功臣之列而名垂青史。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因他以其特有的灵通和机敏，适时地将儒家理论和学说以实用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刘邦君臣直观地感受到了儒家礼制的独特功效，开始对儒学另眼相看。所以从汉代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复兴儒学的首功应归叔孙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