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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创举

我国古代文人作诗填词喜欢用典。所谓用典,是指在诗词中引用前朝故事或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如投军报效,曰“请缨”,属于事典,见《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冬至节到,曰“一阳来复”,属于语典,见《易·复》:“七日来复。”孔颖达疏:“五月一阴生,十一月一阳生。”在诗词中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能够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同时以彼喻此,可以诱发读者的想象。前人用典大都正面引用,如果反其意而用之,用得恰当,则更显得技高一筹。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断言:“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

郭老立论的根据是李白的《别内赴征三首》的第二首诗。郭老考证,《别内赴征三首》“注家都以为天宝元年应唐玄宗征召,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同时所作,那是完全弄错了。不仅诗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讲不通;因此,有人说《别内赴征》是伪作。其实这三首诗是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应永王璘的征聘时所作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祿山,率部众十五万人,以讨伐宰相杨国忠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河北州县大多望风瓦解。叛军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黄河,破陈留,陷荥阳,夺取东京洛阳。第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白正在梁苑(河南开封),仓皇携夫人宗氏“窜身南国避胡尘”(《猛虎行》),第二年秋至庐山屏风叠隐居。那时,李白五十六岁,因为政治上的失意,他感叹:“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就在李白落脚屏风叠的时候,永王璘接受唐玄宗的旨意,经营长江流域。《唐书·永王璘传》说:“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郭老认为,“江陵是永王的根据地。永王之聘请李白,论理是在他到了江陵之后,估计是在天宝十五年的十月中旬。”郭老的分析有道理。应当指出的是,太子李亨已在天宝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永王璘曾三次遣使邀请李白下山入幕。第三次的聘使是韦子春,他是永王璘的主要谋士之一,官拜秘书监著作郎。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诗,所写的就是敦聘时事。郭老说:“就是这位韦子春的广长舌把李白说动了,使白在诗中宣告:‘苟无济代(世)心,独善亦何益!’而终于下了庐山。”并断定:“李白随韦子春下庐山应在十二月半,已是冬末。”那么,《别内赴征三首》就作于至德元年冬末下庐山前夕。

《别内赴征》第二首诗写道:“出门妻子強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从诗中传达的信息看,李白的妻子宗氏反对他下庐山入永王幕。《战国策》记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至家,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的一家人是势力鬼,待后来苏秦游说六国成功,身佩六国相印,全家人态度陡变,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李白诗中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倘若我身佩黄金印荣归,你可不要看不起我这个庸俗的苏秦而不理不睬。”这里刚好是反其意而用之。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先生的封笔之作。这部著作问世于四十多年前,众所周知,那是一个中华学术荒芜的岁月。当时我还年轻,记得听到郭老出书的消息,心喜若狂,立刻跑到新华书店购买一本,连夜拜读。但读到此处,对郭老“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这一论断却产生了怀疑,但苦于一时找不到反驳的依据。后来,我每逢读到唐诗,就特别留意反用典故的问题,总希望能见到比李白反用典故早的事例。十几年光阴倏忽而过。总算功夫不负我,在1988年初,居然找到这样一例。那就是跟李白同庚的山水诗人王维的一首五律《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楚辞·招隐士》云:“王孙遊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即寒蝉)鸣兮,啾啾。……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山居秋暝》的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意思是说:“尽管春天的花卉已经自然凋谢,但山中的秋色仍然秀丽,王孙公子自可留居山中”。这显然是跟《楚辞·招隐士》唱反调,属反用典故。那么,王维的《山居秋暝》作于何时,是否比李白的《别内赴征》诞生得早呢?答案是肯定的。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拜相,主张任用贤能,反对植党营私,擢王维为右拾遗。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赞美张九龄,并表示自己愿意报效国家:“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说明壮年时期的王维很有些政治报负。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政治由清变浊。王维思想变化很大,向往归隠生活。但当时他却没有坚决退出官场,其原因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家贫祿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之二)实际上他是害怕弃官失禄,过清贫生活。置身官场“恐招负时累”,归隐山林又怕生活艰苦,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奔蜀,王维扈从不及,被俘,缚送洛阳菩提寺拘押,失去自由。根据史实,结合诗作的情趣,历来注家都以为《山居秋暝》是天宝年间王维居辋川时的作品。这样看来,王维的《山居秋暝》比李白的《别内赴征》诞生得要早一些。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郭老的论断 “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恐怕属于智者之失了。

当时,这个念头还带有几分谨慎。因为对于李白《别内赴征》诗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尙存分歧,毕竟有些注家以为作于天宝元年。果真如此,郭老的论断就未必是错。直到近期,我读了杜甫的五律《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后,可以断定: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创举。

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宋代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这个说法可信。因为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吳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那时,其父杜闲任兖州司马,杜甫便往兖州省亲,从开元二十五(737)年起,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归东都洛阳。筑陆浑山庄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下。黄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以断定,《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该诗全文:“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晩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前人曾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这话大抵不错。拿上述这首杜诗说,开头一句“秋水清无底”,就字字有来历。“秋水”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潘岳的《秋兴赋》也有“澡秋水之涓涓兮”的句子。“清无底”,前人早已指出:这是“翻用”隋代卢思道“秋江见底清”的诗句。这种“翻用”是反用语典。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上两座相峙并秀的高峰。清代贺裳说:“唐无李、杜,摩诘(王维)便应首推。”(《载酒园诗话》又编)假若认可这个说法,那么,李白、杜甫和王维恰好就是唐代诗坛的三鼎甲。李白得“诗仙”的美名、杜甫获“诗圣”的尊称,王维有“诗佛”的雅号。看来,诗界的仙、圣、佛,都有反用典故的技巧,但最先使用的是诗圣杜甫,而不是诗仙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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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5-02-01  48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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