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多达5万多件，保留有汉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民族古文字资料，内容涉及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敦煌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缩影，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传播华夏文明的有效途径。

敦煌是历史上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中心

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因中国丝绸大量输往西方而得名，成为中华民族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集中反映。敦煌的得名与丝路交通的开通有关。东汉应劭言：“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亦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南朝人刘昭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隋朝人裴矩称敦煌是西域门户“咽喉之地”。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遗迹。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誉为“东方世界艺术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其洞窟数量、壁画面积和保存现状都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石窟如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印度健陀罗石窟等无法比拟的。姜亮夫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讲到：敦煌艺术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艺术接触后所发的光辉，是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也讲到：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

十八世纪后期，近代考古学诞生。在地理大发现浪潮的推动下，敦煌、新疆及中亚地区吸引了各国考古学家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3年至1935年，来中国西北的考察团多达24批。其中1906年就有德国格伦威德尔、瑞典斯文赫定、俄国科卡诺夫斯基、俄国别列佐夫斯基、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芬兰曼妮尔海姆等七支考察队。这些考察团中，仅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有中国学者参加。形形色色的探险家来中国的起因和身份不同，但到了中国后，都做过同样的勾当——窃取文物。这些“考古学上的贼”将盗取的宝物捆载回国后，一夜成名。由于各国探险家在中亚和我国的西北地区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誉为探险家的“黄金世纪”。在这一时期，中国西北成为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而敦煌成为乐园中的“极乐世界”。

敦煌文书改变了近代国际汉学的研究重点

敦煌文书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正是这批文书，催生了敦煌学。敦煌文书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外国探险家的觊觎和盗窃，文书因此流散各国，现分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丹麦、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等10余个国家和中国境内（包括台湾）的数十个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随着敦煌遗书的流散，世界汉学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整理和研究敦煌文书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国际汉学机构的核心任务。日本、法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印度、韩国等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丹麦、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希腊、哈萨克斯坦等国均有研究者。在西方，有机会接触敦煌文书的汉学家都对其开展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叶，欧美及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大都以研究敦煌文书立身，如英国的斯坦因、魏礼、崔维泽、贝利等，法国的沙畹、马伯乐、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等，俄国的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克恰诺夫等，日本的矢吹庆辉、铃木大拙、羽田亨、仁井田陞等。由于所据有的敦煌文书内容侧重点不同，各国的敦煌学研究特色各异。正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世界，就是敦煌文书的世界。敦煌文书能吸引如此众多国家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其中，是敦煌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中心地位的再现，是华夏文明影响世界的缩影。

敦煌文化提升了华夏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一个世纪以来，敦煌文书流散他国是中国学人心中难以消退的“痛”。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发出了敦煌学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感叹。自敦煌文书问世后半个多世纪，英、法等国的敦煌学研究长期居于国际汉学界的领先地位。1926年，从胡适开始，中国学者正式踏上了艰难的西行访卷之路。出于学术的敏感，日本学者在西行访卷路上先中国学者一步。由于经费充足，国内时局稳定，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在访卷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比中国学者更为突出的成就。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外国学者喊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状况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学人的心。于是，振兴敦煌学成为中国学者的夙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随后，中国学者团结努力、奋起拼搏，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让国际敦煌学界赞许的成就，使这一局面得以扭转。目前，敦煌学的故里——甘肃拥有国际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团体，中国已成为各国学者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加深，虽然敦煌文书本身回归中国的路很长，但缩微胶卷、高清晰文书图版的不断出版，极大地改善了准确获取敦煌文书文字信息的条件，各国学人可以在同等的条件下开展研究。中国学者基于本土历史和母语研究的优势，在敦煌“胡语”文书研究之外的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奋力“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同时，敦煌文化以更加新颖的姿态、更加多样的形式走向世界。1950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向世界展示敦煌壁画。此后，以常书鸿等为代表的敦煌艺术家临摹的壁画多次在世界各国展出，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敦煌艺术。1980年以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演出2000余场，以更为宏大的场面、更为震撼的感染力向世界人民宣传了敦煌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华夏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敦煌》、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及书信录《敦煌的光彩》、季羡林发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声音，这些意味着敦煌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