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与“时”的关系，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这一命题始终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成为历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称，致力于为古史订误补阙，历史考据学蔚然成风。由此导致相关研究中的一种误解，认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时”，有人据此批评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需要，为考据而考据。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一时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倾向，就断言他们有“嗜古”之癖；治史路径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于“知时”，也未必就一定导致历史观念上“厚古薄今”。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实的深厚的古学功底，反而使他们发现了古史中的诸多问题，从而对“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好古而不薄今

清代乾嘉时期，治史注重考据的风气达到极盛。他们诠解蒙滞，审核舛驳，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在博综史事、探本溯源的过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辩证意识。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历史考据学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亦不专信一史，而是旁征博引，反复考订。他提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卷十八《续通志列传总序》）他强调博古考据的重要，但同时也明确表明，稽古只是订补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绝非目的。他对于名物、职官、舆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会通和历代的因革损益，明确反对“重古轻今”的学术倾向。针对清人所见的金石资料远胜古人的情况，他更是慨叹说：“谁谓今人不如古哉！”（《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山左金石志序》）

同为乾嘉史家翘楚的王鸣盛也强调：“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非常注重“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尖锐地批评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积癖学者的痼疾。

洪亮吉也大力抨击当时社会上一些陋儒的“佞古”之弊，认为“风俗之厚薄，原有今不如古者，亦有今远过于古者”（《卷施阁文甲集》补遗《再与袁简斋书》）。他强调古今有短长，时代有差异，不必事事师古，展示了在“博古”与“知时”上的理性认识。

作为清代浙东史学巨擘的章学诚，对“博古”与“知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他不仅注意到了“古”、“今”的时代差异，反对世人不关心现实社会，因“好古”而“贱今”，而且还非常注意“古”、“今”的相因之义。他明确指出：“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当代所面临的问题。

师古而不泥古

从学术方法上讲，“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傅斯年的这一概括很好地把握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特色。正是这种实证与怀疑的精神，使得乾嘉学者对古史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古今关系上呈现出“师古而不泥古”的历史自觉。

王鸣盛以“好古”著称，但却并不“泥古”。他认为：“古可好，不可泥也……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总结历代学术发展的规律，主张“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十七史商榷》卷七○《新纪太简》）。告诫后人，研究历史应该懂得文体随时而变的道理，如果盲从古人，必然不能适应当代社会。他还以史家撰写历史为例，强调“编年虽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十七史商榷》卷九九《正史编年二体》）。倘若后代史家纪事一味模仿古代史家笔法，那么人们将看不出“古”、“今”历史的时代差异，更看不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

钱大昕针对某些人不通“古”、“今”历史，仅仅用大一统观点评价东周时期历史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后儒去古日远，不考封建之制，强立议论，要于经义无当也。”（《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如果不考虑历史的发展，混淆“古”、“今”社会的不同特征，在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上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他还将这种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自觉地应用于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在“古”、“今”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可贵的理论认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礼法制度，人们对待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措施，而不能因为“好古”而照搬前人的做法。如果不考虑具体时代，把“古”、“今”制度简单地相互比附，只能陷入非历史主义的泥潭，导致理论认识上的错误。

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古”、“今”时代差异也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他认为后世必然胜过前代，反对世人盲目崇古和是古非今的做法，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是则先王制礼，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尧舜不能复行于后世”（《章学诚遗书》卷七《述学驳文》）。他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照搬到当今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时异势殊，师古者但师其义，远胜于泥古而被其毒。这种主张无疑是着眼于现实时代，贯穿着发展进化的社会历史观。

知时而达变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同，语言文体、社会风尚乃至各项制度等都会根据时代需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乾嘉史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因时制宜”的知时达变的历史观念。

王鸣盛在考证历代制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各项制度的影响，并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因时制宜”的理论认识。他评价史学的发展，认为“史家数人传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执，但当临时制宜”（《十七史商榷》卷五○《合传不拘忠奸》）。这是要求史家视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记载历史事实，以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钱大昕亦有明确的“遵时王之制”的思想。他评论战国时期荀卿“法后王”的主张，认为荀卿当“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为世主轻儒者借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说为无弊矣”（《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法后王》）。他本着“好古”的宗旨提出荀卿未必不主张效法三代，虽值得商榷，而从“知时”的原则出发，批评后世主张复古的种种谬论，指出“古”、“今”历史存在差异，不能背时而复古，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

汪辉祖任幕僚和地方官多年，从审时度势的原则考察“古”、“今”吏治的好坏。他说：“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学治续说·宜因时地为治》）他强调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确定施政方针，具有明确的“因时制宜”思想。

洪亮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的功绩，认为这是“因时制宜，更非泥古者所可同年而语也”（《历朝史案》卷六《秦始皇帝》）。批评居今之世而泥古之道的错误做法，主张根据所处的时代评价历史。

章学诚强调史学要切合人事以经世，极力反对“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的学风。他认为“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批评某些史家不关注时代和现实需要，昧今博古，又好古而不知所择的错误。

综上可知，清代乾嘉史家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他们在治史的过程中，注意到“古”、“今”的相因相革之意，主张因时因势考察历代典制和事件，强调重视当代的典章制度，立足于现实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博古”、“好古”。他们这种关心当代社会和注重现实的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史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