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乾隆皇帝命和珅整修御道。和珅禀奏，石料需全部换新，所需至少十万两白银。乾隆应允。但是刘墉发现：和珅只是把原有石料反过来重新铺设，工程实际上只花了一万两银子。第二天早朝时，刘墉反穿朝服走进太和殿。乾隆责问：你怎么把朝服都给穿反了？刘墉顺势跪下说：启禀皇上，微臣罪该万死。可是现在有人仅仅将御道翻个面，就来欺瞒圣上，侵吞公款，该如何治罪呢？和珅一听，吓得面如土色，只好不情愿地将所作所为和盘托出。

也许这个故事有着戏说的成分，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这些打“小报告”反腐的故事却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其实，中国古代政府一直鼓励官员和民间人士在反腐问题上打官员的“小报告”。下面我们就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中360度评价的知识进行分析，换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

所谓360度评价，又称“360度考核法”或“全方位考核法”，是指由被评价者自己、上司、直接部属、同仁甚至顾客等从全方位、各个角度来评估人才的方法。

为了考察官吏，秦朝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其“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可算是与副丞相级别相当的高级官员。御史大夫手下还分管着御史中丞、侍御史和监郡御史等不同级别的官吏。而在地方，郡县也设有专门的监察官员。到了汉代，御史大夫已被提升为丞相级别的官员。从汉文帝开始，皇帝亲自指派可靠的官员和亲信到各地巡查。汉武帝时将这种巡查制度固定下来，为“刺史”制度。同时汉武帝非常鼓励和提倡刺史打官员的“小报告”。刺史的地位在郡国之上，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可以看做是对官员360度评价中的上级评价。

另外，朝廷除了设置监察机构进行反腐外，还支持下级反腐和民间反腐，鼓励他们“打小报告”监督贪官污吏。汉武帝就专门颁布了旨在维护官民言论自由的“言事变”制度，鼓励下级人员越级上报各种事项。官员徇私枉法、买官卖官均在此列。后来南北朝时期，明元帝也下诏“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历史上有不少刚正不阿的官员都是以“打小报告”的形式揭发检举贪官污吏的。我们熟知的包公包拯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上书言事常常直指腐败，因而当时的贪官都很怕被他参上一本。其实北宋还有许多热衷于打贪官“小报告”的贤士，比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他们的奏折。到了明朝，“打小报告”的反腐行动更是被强化到了顶峰。朱元璋还第一次提出了上访制度，即如果民众发现官吏当中有人中饱私囊、侵占民财，就可以写举报信，甚至可以直接进京上访，京城设有专门的人员接待。从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看，这些措施可以看做是对官吏360度评价的下级评价和外部评价。

目前我国政府对党政领导人才绩效考核主要是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展开。但是现实中实际使用的绩效考核还是以考核党政领导人才的政绩为主，较少对“德”、“廉”方面的考察。其实面对这一缺陷，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古代朝廷的一些做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建立一套防治腐败的预警和监控机制。以国家相关部门为主导，在体制内对党政领导人才进行严格的上级、下级廉政评价，同时重视和引导民间反腐力量的补充作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对党政领导人才执政情况的360度评价机制应该包括：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将权力关在党纪国法的笼子里。权力缺乏监督就容易产生腐败。如果政府没有体系化的机制去约束官员，使官员得以躲在权力的黑箱里操作而得不到应有的廉政评价，官员违法违纪的心理成本就会降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走上腐败的不归路。相反地，如果有一套对官员廉政情况的评价反馈机制，就能很好地对官员产生震慑作用，将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总之，对党政领导人才执政行为的科学评价与监督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不难发现，只有对党政领导人才行为进行360度的评价，才能预防和惩治腐败，促进廉洁政府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