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是对隐居生活的颂歌，其艺术风格也是恬谧、平淡的。宋释居简《北磵集》卷一《碧幢赋》说“语其冲澹，则南山种豆，柳州种柳”，这种意见几乎构成了关于陶诗一种解释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则陶公之种豆南山，与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之种豆于瓦尔登湖畔就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试读《瓦尔登湖》关于种豆的描写：

这时候豆垄青青，各自成行，伸向远方，锄草松土已成当下之急，我还有豆种要继续播撒，不容片刻拖延。……我爱我的豆子，虽然它们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日常的需要。豆子使我爱上了土地，由此我获得了神奇的力量……我从豆子身上学到了什么？豆子从我身上又有何获益？我珍爱它们，为它们松土锄草，从早到晚，呵护备至——这是我一天的工作。豆子叶阔枝肥，天露和甘霖滋润着沃土，使之免于干燥，真是我天然的助手。

但是，与梭罗不同的是，陶渊明并非现实和历史的局外人，也并非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和超然的观光客，因为他在远离尘嚣的同时，还始终把自己镶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和既往的历史之内。他的这种文化特质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的话语方式是非常自然、平和的，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我们且看前人的评注。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七《题家藏渊明集后》：

《归田园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古鸡鸣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语。第三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苖稀。”本杨恽《书》意。

所谓“杨恽《书》”是指汉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杨恽（？—前154）的《报孙会宗书》（《文选》卷四十一）。“晨兴理荒秽”，古直注引《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云云，又《陶渊明集》卷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曰：“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古直注复引此传曰：

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前人的这些注释都揭示了《归园田居》其三与杨恽的关系，并为当代的陶诗笺释者一致遵从。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陶渊明对发生在汉代的“种豆诗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种豆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

可知杨恽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在此之前，《史记》一直是朝廷的禁书，一般人是无缘寓目的。杨恽以揭发霍氏谋反起家，被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此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好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孙会宗书》：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后逢日食，有人上书诬告，说他“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后廷尉带人搜查，发现了这封书信，宣帝见而恶之，认为他大逆不道，将杨恽腰斩于市，他的妻子赵小凤被流放到酒泉，侄子被免为庶人，许多挚友都因他的牵连而被罢官。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种豆诗案”。尽管后人对杨恽有不同的评价，如宋姜夔《永遇乐·次韵辛克清先生》词曰：“我与先生，夙期巳久，人间无此。不学杨郎，南山种豆，十一征微利。”元王恽（1227—1304）《秋涧集》卷六十八《上张左丞启》：“北阙上书，愧乏马周之志；南山种豆，每怀杨恽之风。”但人们对这场文字狱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四乙编“诗祸”条：

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琢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条：

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謟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金陵郑生应炎道士疏》：

北阙上书，著咏受嗔于唐主；南山种豆，贻言增祸于汉朝。

从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杨恽以诗取祸的同情态度。但正如洪迈所言，《报孙会宗书》中的“君丧送终之喻”才是这场文字狱的真正起因。

对于杨恽以诗取祸的人生悲剧，陶渊明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是他熟读的史籍。《陶渊明集》卷六有《读史述》九章，其序云：“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因此，陶渊明在诗中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以及《汉书·杨恽传》的某些语言，就不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的艺术设计，具有非常深隐深刻的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的“南山”本身即具有双关的意义：它既指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也兼指庐山（位于江州之南）。如对“种豆”、“草盛”二句，古直就有这样的注释：

曹子建《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阴。”

曹植诗中的“南山”自然不是庐山，而是终南山——这是自《诗三百》以来在诗人的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文学意象。但是，陶渊明的高绝之处在于深藏不露，在于了无痕迹。他以“南山”为纽带为核心，轻松地实现了自然意象和历史场景的转换与更迭，其自然、浑成，举重若轻的大家诗笔真令人拍案叫绝，瞠目仰视。在诗人看来，长安的南山是君王专制的象征，而江州的南山则是文化自由的象征，前者是凶险的凶恶的残酷的甚至危机四伏的，而后者则是美丽的和平的恬谧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升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按“田家”句，古直引宋汤汉（1202-1272）注：

杨恽《书》：“田家作苦。”

这句陶诗确实袭用了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话，诗人所谓“异患”，也就是政治灾患的委婉代语，而“躬耕非所叹”是说自己归隐田园，甘之如饴，不像杨恽那样多有抱怨，诗人没有“田家作苦”、“籴贱贩贵”之类的悲叹。所以，这首诗既抒写了诗人收获早稻的喜悦，也表达了超脱政治藩篱的轻松，乃是诗人追求躬耕陇亩的自由生活的诗性表白。诗人以历史反衬现实，更加凸显了隐居生活的可贵，也婉转地传达了他的政治态度。不仅如此。我们试比较《归园田居》其五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片段：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其诗曰：“……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诗人的叙述与描写无疑都是人生的欢乐乐章，都表现了蔑弃富贵、把握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情怀。尽管如此，他们最终的人生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成了惨遭荼毒、死于非命的千古冤魂，一个成为幸福安宁、炳焕千秋的诗国巨子。由此可见，“种豆”二字确是我们发掘《归园田居》之真意的关键。所以,尽管德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史雷格尔有“给诗加批注，就像做烤肉解剖学的演讲”的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人对《归园田居》诗的评注是相当精彩的。而对于诗人这种精微的微妙的用典艺术，我们同样可以用史雷格尔《断片》中的观点加以说明：

要人们看不懂或者看错的最好的手段，就是采用原来意义的字眼，尤其是采用从古代语言中借取来的字眼。

在每一首好诗里，一切都应当是预先考虑好的，同时一切都应当是出自本能的。由于这样，它才成为理想的。

由于陶渊明巧妙地借用、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的语言,多数读者的目光也就大都停留在田园生活的表象上,但是，在这种表象的深处却蕴藏着一道滔天的历史洪波，一场惨烈的人生悲剧，一捧辛酸的文人血泪，这才是诗人的真意之所在。艺术上的瞒天过海,举重若轻,浑涵无迹，使我们在窥见其艺术堂奥之时不得不惊叹于伟大诗人的天才。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和哲学家。……任何诗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莎士比亚的天才》）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为一身的文化巨人。在陶集中，只有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好，却没有哪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坏，因为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流溢着天才的灵智之波，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千锤百炼、百炼千锤的艺术结晶，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定的艺术任务——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表现自由的生活，回忆荏苒的岁月。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陶渊明创造了永恒的不朽的辉煌。陶渊明的一生自觉地追求、蕴蓄着一种沉静的激情，一种纯粹的自然。他在回忆与反思中立足于现实，他追寻往昔的心境，审视当下的情怀，淡远而幽深，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升华使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凝结为一体，成为黑暗的专制主义社会中的一线光明，照亮了东方古国的沉沉黑夜，也照亮了人类通往平等、自由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