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九○二年与章太炎发起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九○四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七年赴德国留学。一九一一年回国后，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曾与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曾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讲学，并积极支持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曾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委、中央监委。一九二七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代理司法部长和中央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一九三二年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移居香港，一九四○年病逝。

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实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七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

蔡元培先生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生平年谱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长兄元金13岁，小弟元坚9岁。

1879年，光绪五年蔡元培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

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非常优秀的成绩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31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六君子被害,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之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第二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

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36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蔡元培49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为保证陈独秀顺利进入北大，蔡元培不惜帮陈独秀伪造学历，让一个没有资格任教的人担任了北大教授，且未对陈独秀的人品进行考察，以至于后来发生陈独秀和学生争夺妓女的丑闻）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民国八年蔡元培52岁时，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年年底，民国九年,蔡元培53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突出贡献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5.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6.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7. 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