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性格特点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家庭生活

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长范文澜一岁。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人物年表

1893年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于世代读书的家庭。5岁至13岁入私塾并受教于父，14岁入县高等小学堂，

1909年

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

1913年

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

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

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1927年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

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

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1938年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2年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

1948年

1948年8月，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虽先后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视事，但一直和学校领导机构保持着联系，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力。他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祝愿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地充实并提高”，“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50年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

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5年

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

个人荣誉

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范文澜与毛泽东一样，也是高个子，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两人每次交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毛泽东的意见。有一次，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起因。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来的30多箱书籍。

随后，范文澜拟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向毛泽东说要增加到25万字；写写又不行，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后来党中央干脆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这样，在范文澜主持下，经过两年多工作，《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该书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来听讲。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1940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1940年）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

范文澜在延安工作的马列学院后来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毛泽东曾委托他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毛泽东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后来此书便以《国文读本选注》为名出版。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坏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约在五十年代末，范文澜根据自己在历史工作者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不料，喜欢读报的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阅读起来，感到很满意。那时，恰好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

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的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

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一直在考虑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结果通宵失眠。

然而，在那思想观点“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任凭范文澜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跟上的。没过多久——1969年，范文澜去世，此事也就搁下了。

毛泽东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史学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阶段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艰巨而宏大的事业。它的主要内涵，是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结合，深刻地阐发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已经自觉地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奠基者。他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加上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的成就，便奠定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坚实基础。1949年后，范文澜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成为中国马列主义新史学和有奴派的五名家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回答人类 社会的共同规律在中国表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即推进到如实地、深刻地说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正像对革命家来说，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是根本问题一样，在史学研究中，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恰当地结合，也是史学家的根本任务。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使史学跃进到一个新阶段。以往的史学，虽然有诸多成就，并且有好的史著在观点上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见解，弥足珍贵；但从总体上说，旧时代的史家，对于历史演进的原因、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混沌模糊的。旧史充斥着神意史观、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或者以圣贤的意志，或是拿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甚至是纯粹偶然性的原因解释历史的变迁。唯物史观却透过对种种复杂现象的分析，破天荒地发现了如下真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是由于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及其变化所制约和推动的；并且，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 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唯物史观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提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自己社会存在的条件进行的斗争推动 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这样，唯物史观阐明的基本原理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使史学摆脱了用神意的或偶然的因素任意解释的混沌状态，使它成为科学。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内容十分丰富，而范文澜便是这一阶段的出色代表。

20世纪史学发展里程碑

《中国通史简编》：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澜以他25年心血浇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达到了阐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二者结合的更高层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因而当 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史学，历来以通史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马迁著《史记》，提出“通古今之变”作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务和努力目标，要探究自“古”至“今”的历史，考察各个时代在古今历史长河中如何“变”，并且整个贯通起来予以论述和评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史记》成为不朽的著作 ，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通”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唐代杜佑著成典制体通史《通典》， 北宋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南宋郑樵著成体现“会通”义旨的《通志》，都成为出色的史学名著。东汉的班固著《汉书》，虽然“断汉为史”，但他本人又明确地 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记载了有史以来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变化，因而《汉书》成为与《史记》并称的纪传体杰作。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评论历代正史得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都鉴古衡今，突出地体现其通识。章学诚还 把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概括为“通史家风”，予以彰扬。清代考证史学名家赵翼所著《 廿二史札记》，也凸显出其探究古今历史的重视通史的意识，故在其自序中表示着意于总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

传统史家如此重视通史撰著的传统，至20世纪得到发扬光大，蔚为大观。20世纪之初，西 方近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因此获得了新鲜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更加认清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旧史的弊病，因而斥“君史”，倡“民史”，树立起“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作为今日国民资治之镜鉴”为鹄的，开创建立“ 新史学”的时代。“新史学”思潮的最大成果，便是由夏曾佑撰著的《中国古代史》（只完成上古至隋统一）。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按照上古之世（其中自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其中秦至三国为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期）的分期方法叙述历史，探求国家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夏曾佑撰著的通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正 式展开所取得的第一硕果，这是20世纪史学很有意义的事件。约略同一时期，梁启超也曾计划撰著《中国通史》，却未能正式着手进行，只留下一篇《中国史叙论》，提出了以近代眼 光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些设想。他还撰成著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论文， 以通贯的眼光，提挈了三千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脉络。“五四”前后至抗战初期，更 有一批知名学者相继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撰著，如柳诒徵著《历代史略》，吕思勉著《白话本中国史》，邓之诚著《中华五千年史》，钱穆著《国史大纲》，张荫麟著《中国史纲》，诚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成绩。不过，因为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撰著通史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尤其要把握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总结国家盛衰、社会风俗进退之故，难度很大，不仅要掌握大量丰富的史料，有长期从事研究的积累，还要有洞察历史发展变迁的符合科学理性的历史观点和高明的历史见识作指导。以此衡量，此二十余年间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各有贡献、各有特色的同时，又存在若干明显的缺陷：或袭用日本学者所著中国通史著作的内容太多，或偏重于材料的别择罗列而论述不足，或内容简略、分量嫌小，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不相称。因此，撰成更具科学性、内容更系统翔实的通史著作，就成为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再加上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解放区人民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因此，范文澜于1941至1942年在延安著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便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

自“五四”前后至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曲折道路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道路。到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从而展现了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和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范文澜是党在历史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延安撰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便是第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通史著作，代表革命者和人民大众说出了对中国历史全部的看法。当时许许多多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人读了，感到气势磅礴、震聋发聩，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广大干部案头必备之书，成为广大青年学习历史的最好教材，并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共56万字，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以后不到三年时间撰著完成。他创造力如此充沛，不但得力于精熟史料，对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有长期积累，更得力于精心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一钥匙，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因而一通百通，熟练驾驭。这部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对几千年古代社会阶段划分的见解，以后长时期关于古史分期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个时代的特点，做到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对于历史上进步的人物、作为热情的肯定、赞扬 ，对于独夫民贼的罪恶做了有力的揭露；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连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的新阶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且，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构成了以后修订本的基础。范文澜这部著作的成就和意义，将永远记载在20世纪史册上 。

范文澜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修订、撰著，始于40年代末，至1965年完成五代以前部分，时间长达十六七年，分为三篇四册先后出版，总字数达110万余字。因此，它既是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许多地方实际上又是重写。全书容量广阔，史料翔实，集中了范文澜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学界的批评建议写成。全书自成体系，以范文澜运用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而升华出来的观点作为指导，叙述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状况、社会特点、事件和制度、源流和变迁，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又相当充分地反映了特殊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恰当评价其功过，以充分的篇幅记载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完成，标志着范文澜著史事业达到更高峰。它著成以后，在全国各地多次重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样，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更大规模的著作，便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原版及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册），都是范文澜自始至终亲自撰著和反复修改 的，他为这些著作的完成投入了全部生命。在中国史学史上，前有司马迁发愤著述，为完成 名山事业忍受屈辱，撰写通史巨著，直至耗尽生命；又有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历十九年才告完成，直至如他在《进书表》所说，“神识衰耗”，“毕生精力，尽于此书”。范文澜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怀抱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完成 了杰出的著作，堪称是为“通史家风”又一次谱写出华彩乐章！

近代史研究科学阶段

《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阶段《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意义是：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的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撰成的《中国近代史》，对主要事件有正确的评价，是可贵的创始之作；但是篇幅较小，内容不够丰富。还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美化侵略者。范文澜的著作，造端宏大，材料新颖，依据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系统地论述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过程，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恢复了近代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和腐朽势力。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 奋斗的历史关头，认识这段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中国近代史》本来是范文澜撰著《中国通史简编》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两部著作有着密切联系。诚如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评价的：“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分。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范文澜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这是很可喜的。不过，半个世纪来积累的经验，包括最近若干年提供的经验一再证明：范文澜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自鸦片战争至人民共和国成立 110年间，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人民大众英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艰难曲折而不断高涨、不断走向胜利，这一反映历史客观进程的真理性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 持的。不错，近代史研究要不断创新，譬如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课题要作更深入的考察，以此更加深化对近代化进程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下层民众、区域经济和文化以至秘密结社等等课题都应推进研究；对于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应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和全面评价。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应以上述基本线索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事实考验的正确认识，而绝对不能以为“创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近代史研究又担负着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对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认识，是同对当前社会前进的方向，以至对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纪演变到今天、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正确认识直接相联系的，同在坚持对外开放之中发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相联系的，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范文澜所揭示的中 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科学的坚定性

范文澜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重视，他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范文澜走过的成功道路，关键在于出色地做到了两项：第一，他的传统学术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传 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本 思想和民主意识等，这成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二，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熔炉中学习的，并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事实去对照、检验，以自己的行动去体验。所以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精髓，并使之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对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杰出贡献，撰写成多部影响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对理论有自觉的认识、严格的要求，并贯彻始终地为此努力。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有准备的。1940年所写《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阐述西周封建说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这段话，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时和解放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至50年代，他又精辟地概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反对“貌似”。强调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科学工作的大敌。范文澜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特点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 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他的分析和论断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的范例。这样结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识”和通史的撰著。范文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加以发展，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把握好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精确地具体地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考察一切矛盾的趋向和总和，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就是旁通；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并且，他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题，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促进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项，达到写出高质量的通史的目的。这无疑是对通史编纂理论的发展。

范文澜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他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突出地表现在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坚决予以抵制。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 变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1961年4月，他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这种主观的、浮躁的有害学风，指出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让严肃的学风在学术界发扬起来。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严肃地批评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并要求大家起来反对这种谬论，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都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态度、抵制错误思潮的典范。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也是检验理 论上是否成熟和坚定的试金石。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要抬高革命，必须尽量贬低维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对戊戌维新运动作出应有的积极评价，若讲到戊戌变法事件，总是要迫不及待地贬责一通。对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历史贡献也不敢作恰当肯定，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梁启超于1915年策动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之举是“投机”。范文澜则一贯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予以明确的肯定，尤其对其爱国性质和冲破封建专制、要求民权，冲破满清禁例、争取民营工商业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等进步作用作了积极评价，直至1958年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论断，表现出非凡的胆识！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纲要式文章中，又对梁启超的反袁行动评价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党人站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这在当时同样是勇于抵制流行的各种貌似革命的见解，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近代史》书中，反对封建专制、争 取民主权利，批判闭关锁国、狭隘拒外，是全书主线之一。他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成为人所共知的警句。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四册终篇结束语中，他由唐文化的繁荣谈到各国文化系统的重要性：“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这段话写于1965年，处在“文革”前夕，可是范文澜这样鲜明地提出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写在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样，这正证明范文澜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同时，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又构成了他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