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生于湖南长沙，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生平概述

生前经历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夫妻情深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凄惨离世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当原中南第一书记、后调往中央的陶铸被打倒以后，一度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自然受到株连，遭受更残酷的批判。当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夫人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学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唐筼又名“晓莹”。（在此不得不顺便指出：如果说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大概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将《挽晓莹》放到1969年陈寅恪先生临终前，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作为传记作品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这样做，则就有失严谨了！由于这个问题影响颇广，故有澄清之必要，所以特在此比较详细地加以介绍。）

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应了他十几年的悲怆预言，做了“共产之鬼”。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被誉为“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撒手人寰。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艰难归葬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题）。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三十四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名字读音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恪”应读作“克”(拼音：Kè)。 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而陈寅恪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读作"Chén Yínquè"。按：此处读为què，无疑是按照地方方言发音。举一个地方方言的发音，即可知按照方言发音，未必妥当，例如“国家”，唐山话发音则为“郭揭”。如果有人按照你家乡的方言，叫你的名字，你本人未必认为这是对你自己的尊重，相反，你本人还有可能认为别人在故意学你的家乡话，在和你开玩笑。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

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人物观点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此中深微处，惜乎汪《传》未能窥其蕴奥。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陈先生的书劫，即陈先生的痛史。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是了解陈氏内心世界的关键性的话。我辈阅人多矣。古今学人，牢骚、偃蹇、困苦、数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传记之人，应依寅老《柳如是别传》文体，作知识人痛史写，不然，徒有其资料之排比，行状之考证，著述之提要，而精神与精神不能相贯通，意念与意念不能相融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汪《传》似不如蒋天枢《编年事略》，此意当细参。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钱锺书先生讲“史蕴诗心”，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可以“想当然耳”，使后人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谈艺录》，诚哉斯言，然惜乎钱氏只从文学之想象与虚构着眼，所见者小，似与太史公之“思来者”中所含蕴的“诗心”，尚隔一间。陈氏之史学，则于此大有会心与妙解。试举《柳如是别传》文例三证：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余英时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陈先生写出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余下的须我们细加省思。这里且以当今文化经济战略格局更广而论之，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汪德迈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汉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胞结合起来，海外华人就组成为一个5000万高质量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连接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纽带，而且是恢复汉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们属于这一文化圈，并将影响本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此番话正可作一注脚，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寅老神会智度之妙。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案：“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陈先生的学者们常常引用，以说明《别传》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语焉未详，或不得要领。《别传》宗旨，可分说可合说。合说即陈先生“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便了。分说即“史”与“诗”两个层面。“史”的兴趣即寅恪一贯的知识兴趣，即求真，即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传》中解决一段悬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后，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几人哉？更复几人哉？”“……真理实事，终不能靡灭，岂不幸哉？”等等。进而言之，陈先生下如许大功夫于辨诬、求真、沅冤，其深层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们把陈先生心目中“阿云格调更无俦”的河东君视作中国文化命运的象征，倘若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在当代中国遭“深诋”、受“厚诬”的命运，则我们亦可问道：“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陈先生的“绝世孤衷”者，“更复有几人哉？”自“诗”的层面说，即于求真，更进而求善求美。因而陈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词，大可深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改男造女态全新”、“欲改衰翁成姹女”的时代，陈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其述往思来的苦心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二十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座中若个是男儿”、“今日衣冠愧女儿”。在中国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女儿”之贞节乃士人之气节之一种象征，因而此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在1950年刊行，1955、1959年修订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正是他一贯的思想。陈先生易此稿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为《柳如是别传》，又在第一章“缘起”中说：“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正是著书大义。而陈先生的预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某些表现，正是知识人被摘除了灵魂之后的恶果。

人物评价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